一、祈求甘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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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群島是由大大小小近100個島嶼和岩礁所組成的，總面積約127平方公里。多數的地表是平坦的方山台地，
土壤層淺薄，不利農耕。大部分的島嶼為無人島。全島缺乏樹林、多為矮草灌木。強風、少雨是氣候上的兩大特色、也影響澎湖居民的日常生活。《
澎湖廳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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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風信不惟與內地不同，亦與他海迥異。
周歲獨春夏風信稍平，可以種植。然有風之日，己十居其五、六矣。一交秋分，直至冬杪，則無日無風。其不沸海覆舟，斯亦幸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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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氣象資料來看，澎湖5至8月吹西南
季風，其餘各月吹
東北季風。每年強風日數超過100天以上。強風不僅帶走表土，更帶來「鹹雨」。風災、鹹雨成為澎湖農業上的大敵，經常導致澎湖的農作物「顆粒無存。」更甚者，澎湖的
降雨量不多，蒸發量大，不僅影響農業灌溉，民生用水也常感不足。澎湖歷年平均年
雨量為1022.1公厘，蒸發量卻高達1800公厘以上，是全台灣
雨量最少的地區。澎湖的降雨多集中於6月、7月、8月，這三個月的
降雨量已達全年
雨量的50﹪左右。10月至翌年1月
降雨量則不及全年
雨量的10﹪。2月及3月春耕期間，
雨量也只有全年降雨的10﹪左右。春耕期間若
雨量不足，經常造成該年飢荒。也由於
雨量不足、土地貧瘠，地表只能生長耐旱的植物，澎湖人「所種者不外
地瓜、
花生」等耐旱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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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曹永和的統計，澎湖在清代的天然災害有大雨1次、大風雨20次、大風13次，總共34次。《
澎湖廳志》中對澎湖因天然災害所引起的飢荒與官方賑災的記載，多所描繪。例如：
1831年（
道光十一年）澎湖大旱、又逢風災，造成全澎湖的大饑荒、民生困苦。澎湖通判
蔣鏞雖籌捐義倉錢三千餘串，賑濟貧民，又借碾兵米減價平糴，仍不足以解決嚴重的糧荒問題。翌年春天，兵備道平慶委鳳山知縣徐必觀、巡檢沈長棻、施模勘災。2月19日興泉永道
周凱抵澎撫恤，澎湖廩生
蔡廷蘭呈寫＜請急賑歌＞給
周凱，請其解澎湖燃眉之急。
周凱再賑銀7,586兩，該年秋天朝廷也下詔緩徵。清代，澎湖居民經常遭受旱災、鹹雨、風災等天然災害的威脅，兼以「地狹民稠、田不足耕、榖不給於養」，澎湖居民因而被迫外出謀生以糊口，可說是全台最貧困的地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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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
明治三十四年）澎湖全年
降雨量512.2公厘，只有歷年平均值的二分之一，嚴重影響農作物之生長。明治
1902年（三十五年）1月至3月的
降雨量只有5.2公厘。春雨遲遲不來，澎湖農民無法下種。
一新社鸞生憂心之餘，乃上表懇求上天普降甘霖解澎民之急。
一新社福德正神降筆，要求
一新社鸞生築宣講台、吃素齋、虔誠誦經以解旱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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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澤久不來，萬民苦哀哀。禾苗難挺秀，旱魃屢為災。諸生若誠敬，築起宣講檯。甲乙丙丁日，大家吃素齋。本堂虔祈禱，念經次第排。老夫稟恩主，會同奏金階。總求老天帝，或者可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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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年除了旱疫為患之外，8月1日全澎遭受暴風雨侵襲，災情慘重。日本天皇、皇后以澎湖罹患暴風雨之災，派欽差侍從武官到各處查看，並賜金1，500元。10月6日澎湖廳於
媽宮街長事務所成立籌濟事務所，由參事
蔡汝璧、
謝贊媽及街長李其上三名董其事，發動澎湖及台灣勸捐。截至11月上旬為止，受此波災情影響者
媽宮街有25，769人、
大赤崁廳7,845人、
小池角支廳6,934人、網垵支廳3,664人，全澎湖合計42，012人陷入極度貧困的環境之中。面對澎湖窘迫的情勢，
馬公銅山館關聖帝君也於
一新社降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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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近來兵荒交作，飢饉頻增。可歎者本歲雨水愆期、風颱輒作，際此米糧騰貴、薪草缺乏。饑民壯者出外謀生，老者、幼者及弱質婦女日求兩餐而不可得。……爾諸爐下，渡澎經營，均善於理財，亦足壯一方貿易。可惜爾等，略無存些善念，只顧奢華賭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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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銅山帝君」的降筆可知：澎湖的飢荒十分嚴重，青壯者尚可外出謀生，老弱婦孺似乎只能坐以待斃。
銅山帝君對於
銅山人渡澎經營，因善於理財致富，心中卻無善念，只顧奢華，頗多責難。希望
銅山船戶能「招集股份，糴採米糧、薯絲，運來平糴」，以減罪愆。由於糧食極度缺乏，澎湖饑民四處流移覓食，或從事
媽宮港填土之工作，或築台中港以南之鐵路維續生存。總督府也提撥救濟金3,000元為罹災濟助基金，並展開第二回合的救濟工作，救濟工作先後續行至第七回，直到
1903年（
明治三十六年）6月底結束。
1929年（
昭和四年）澎湖又因旱災嚴重，農作物減收七成三，川村竹治總督特地到澎湖視察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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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
日治時期如此，戰後初期的糧荒更為嚴重。
1946年至
1955年的十年之間，澎湖幾乎年年因風災、旱災造成糧荒，災情甚至嚴重到貧民吃草充飢的慘境。
1956年澎湖又是久旱不雨，首期農作
高粱歉收，產量僅達往年之三、四成，
花生受損90﹪，甘藷收穫僅兩成，飲用水缺乏，災情慘重。
縣議會由議長
莊東與議員分成兩組，自7月15日起四天前往各鄉鎮勘查災情，省議會也派人來澎勘災撥款救濟。面對澎湖居民艱苦的處境，澎湖的寺廟、宗教團體紛紛展開
祈雨活動，其中尤以
西衛妙新社
福善堂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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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衛妙新社
福善堂自
1956年陰曆6月4日起置
祈雨壇，由
吳克文執筆撰寫疏文，祈求上蒼早降甘霖。
福善堂諸善朝夕誦經，祈求上天沛降甘霖。陰曆7月14日
福善堂謝雨收壇，為期一個月餘的
祈雨活動始告結束。
1960年1月底開春至3月初又逢乾旱，
福善堂置雨壇、誦經求雨。同年7月又逢乾旱，
地瓜、
花生枯萎，
福善堂第三度置雨壇。
1962年5月乾旱再起，
福善堂依舊遵循以往模式立壇
祈雨。
1963年5月
福善堂再立壇
祈雨。從
1956年至
1963年間，
福善堂前後五次立壇
祈雨，展現其對澎湖庶民生活的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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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至
1960年代，經濟環境尚未全面改善之前，「
花生」依舊是澎湖農民最重要的經濟作物，「
番薯」為糧食的主要來源。由於缺乏湖泊、河川，灌溉用水與民生用水依賴地下水井甚深，地下水源則來自於降雨。澎湖
降雨量少、又集中在夏季，對農作物的生長是一大威脅。戰後初期澎湖人口年年增加，糧食需求殷切，也因此只要遭逢旱災、風災等天然災害，糧荒問題就特別嚴重。
福善堂1950年與
1960年代密集的
祈雨活動，說明當時澎湖居民的經濟活動，農業依舊有其重要性。
1970年代以後台灣經濟全面起飛，澎湖人遷居台灣尋找工作機會，人口逐年減少。民生經濟日益改善，生活水準提高，
地瓜、
花生對澎湖居民的重要性日益降低。經濟環境日益改善，農業的重要性在逐年降低，廢耕地不斷增加，農業已成為可有可無的夕陽產業。
花生、甘藷已失去其往日在澎湖居民心中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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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澎湖又逢乾旱，7月
福善堂向天壇祈求平安、早降甘雨。
1994年6月
福善堂信眾也參加了高縣長在
觀音亭主持的
祈雨活動。然而此時
鸞堂的
祈雨活動，已失去其時代意義，成為點綴性質的附屬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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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判不良民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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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台灣民間宗教活動極為活躍，迎神賽會的風氣十分盛行。每逢地方廟宇舉辦慶典等祭祀活動，經常建醮演戲、設席請客。而且不分男女老幼、貧富貴賤，對於民間宗教的各種慶祝活動都熱衷參與。《諸羅縣志》記載：「神誕，必演戲慶祝」，而且「陳設競為華美，每會費至百餘緡」。尤其是婦女，「有平時慳吝不捨一文，而演戲則傾囊以助者」，比比皆是。「看戲」，婦女更是不辭辛苦，前往觀賞。《諸羅縣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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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戲，不問晝夜，附近村莊婦女輒駕車往觀，三、五群坐車中，環臺之左右。有至自數十里者，不艷飾不登車，其夫親為之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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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居民大多於明末清初為了逃避戰亂，從福建金門渡海來澎。在依靠風帆的時代裡，橫渡台灣海峽必須冒著生命的危險。來到澎湖後，面對強烈的
東北季風、貧脊的土地，居民心中的依靠就在於透過宗教信仰的力量，對抗惡劣的生存環境。雖然地瘠民貧，澎湖澳社居民為彰顯主神之靈驗，對迎神賽會與演戲等活動的參與度，與台灣相比毫不遜色。自清代以降，澎湖民間宗教信仰與活動隨著聚落與人口的增加而蓬勃發展，大小廟宇林立，至今依舊是台灣地區廟宇密度最高的縣市。《
澎湖廳志》＜卷九＞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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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澳皆有大王廟，神各有姓，民間崇奉維謹．甚至造
王船、設王醮，其說亦自內地傳來。……澎地值豐樂之歲，亦造
王船，顧不若內地之堅整也，具體而已。間多以紙為之，然費已不貲矣。或內地
王船偶遊至港，船中虛無一人，自能轉舵入口，下帆下椗，不差分寸，故民間相驚以為神。曰
王船至矣，則舉國若狂，畏敬持甚，聚眾鳩錢，奉其神於該鄉王廟，建醮演戲，設席祀王，如請客然。以本廟之神為主，頭家皆肅衣冠，跪進酒食。祀畢仍送之遊海，或即焚化，亦維神所命云。……然費用未免過奢，則在當局者之善於撙節已。
-
從《
澎湖廳志》的記載可知：清代澎湖民間宗教以王爺信仰居多，各地居民「
迎王」、「
送王」，建醮演戲、設席宴客，信仰十分虔誠。除了透過各種民間宗教活動酬神演戲之外，清代澎湖地方鄉約也往往與宗教活動、演戲相連結。
1725年（
雍正三年）
白沙瓦硐港社對50歲以上聚賭違反鄉約者，有罰戲一台之項目。
白沙中屯也有「廟中王爺各年三次壽誕演唱梨園」的規定。透過鄉約的執行，民間宗教及其衍生的各種慶典活動，深入庶民的日常生常之中。然而迎神賽會、演戲等活動所費不訾，奢靡浪費成風。演戲時男女聚觀，打破男女之防，常遭受知識份子嚴厲的批評。《
澎湖廳志》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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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地演劇，俗名七子班，仍係泉、廈傳來，演唱土音，即俗所傳「荔鏡傳」，皆子虛之事。然此等曲本，最長淫風，男婦聚觀，殊非雅道。是宜示禁，……。
-
以知識份子為組成核心的
鸞堂成員，對演戲破壞社會善良風俗，也無法茍同。
1892年（
光緒十八年）齊天大聖降筆於
一新社，嚴厲批判世人酬神、作醮演戲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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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自世俗之愚也，人實自愚，而反愚神也！動輒有事之秋，必求神庇祐。則愿以宰豬羊、燒金紙，設以保命紙。為可以保吾之命，若果適其如愿，必演唱作醮。殺牲化紙，無所不至。號為求神有感而答謝神恩也。嗚呼！正直為神，焉能庇祐於人乎？抑可受人賂賄乎？人奚其一愚至此也哉！何不將謝神之費用若干，出而行方便，焉得知其不能佑？而獨求神佑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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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該篇乩文可知：
鸞堂反對演戲媚神的做法，鼓勵世人應行善積德，才能獲得上天之眷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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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澎湖民間另一個社會問題為地方上的鄉黨之爭。
雍正年間西衛鄉曾訂定「公議禁約碑」，有「一禁聚集匪類事」與「一禁結交外黨事」的規定，藉以約束地方上的鄉黨之爭。清末，地方鄉約的約束力似乎廢弛到若有似無的地步。
西衛鄉玄天上帝乃降＜正鄉規文＞於
一新社，指出
西衛鄉頹壞之風俗，有改進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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嗟夫！鄉規之壞也，一則恃強毆弱，一則淫風日熾。鄉民多不知體天地好生之德，而以宮中爭彩好勝。獨不思奢華美麗，惹事故而妄費鈔。演戲作醮，欲求福反招禍……嗣候凡鄉中遇有聖誕，可免演戲，勞請講生到廟前宣講，且鄉中凡欲求平安作醮，即於此應開丁口之項存公，以給孤寡無依者，即可邀天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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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引文可知：清末地方人士無視鄉規之存在，恃強凌弱、奢靡浪費成風。
西衛鄉玄天上帝因而希望鄉民能以宣講活動取代建醮演戲，並將節省下來的款項，濟貧扶弱以積功德。
後窟潭鄉（今
馬公市重光里）池府王爺也降＜示鄉民文＞於
一新社，對於「比鄰相爭或近鄉結怨，動輒以迎神相爭較勝、無故殺生」的民風深惡痛覺，希望能透過宣講活動以及鄉規之約束移風化俗，使四民能安居樂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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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士紳企圖以宣講活動導正社會不良風氣，但是澎湖各地廟宇林立、建醮演戲極多。彼此之間相互競爭誇示，藉以彰顯主神之靈驗。甚至於流傳
湖西鄉紅羅、
西溪兩村在迎神賽會中比較神像之大小，而產生「
西溪帝公-大軀」之俗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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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西衛鄉玄天上帝所降的＜正鄉規文＞與
後窟潭鄉池府王爺的＜示鄉民文＞中可知，清末地方上的黨派之爭屢見不鮮。「宗族與宗族」、「甲頭與甲頭」之間的競爭與衝突，普遍的存在於澎湖的聚落之中。清代，澎湖共有十三澳，每澳之下有數社。澎湖的聚落，異姓村佔絕多數，同姓聚落者較少。聚落內則區分為數個甲頭，甲頭通常以姓為區分之基礎，《
澎湖廳志》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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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澳各設澳甲數人，以徵收錢糧。或一社一人，或一社數人．如
南寮一社四姓，則設澳甲四人以分理之……。
-
又如清末的
石泉社共有四甲，陳為大姓分為兩甲，許、莊兩姓人口較少，各獨立為一甲。而同姓之聚落，如
許家村（
港仔尾）全村同一宗姓，則以「房」區分為兩大聚落單元，頂社為「深井頭房」、下社為「西宅房」，下社「西宅房」人口較多再區分為西甲、中甲與東甲。然而不論是異姓組成之社里，或者同姓聚居之血緣村莊，皆存在著「宗族與宗族」、「房與房」不和的緊張關係。清代
虎井社翁、陳兩家因土地山園劃分不明，雙方「爭分不平」，「互葬墳地」，控告在案。爾後在官廳的裁斷下，雙方立合同，以為後世子孫之約束，衝突才趨於緩和。
許家村也因「深井頭房」與「西宅房」夙有心結，在祭祖上分別辦理，也各自擁有自己的甲頭廟互不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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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泉許姓與陳、莊兩姓之間的不和，自清初持續至清末。爾後，在地方士紳
許超然以宗教的力量結合戰爭、疫疾所帶來的威脅，才讓近兩百年的宗族對立於
1894年後（
光緒十年）趨向緩和。
1899年許超然於
石泉當地成立養善堂，從養善堂所著的鸞書《濟世金丹》中尚可發現：
石泉宗族與宗族之間的紛爭雖然趨於緩和，然而尚未完全消除。己亥年五月（
1899年），養善堂辛主席降＜訓誡鄉中忍氣文＞，勸戒
石泉鄉親和睦共處。茲節錄原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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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鄉共井，千古不移；敦鄰睦族，畢世之誼。勿因小事而生波，無風而鼓濤。致兩造之生死，其罪實滔滔。生者，陽律能寬；死者，陰刑難逃。爾等夙嫌未化，必須消解
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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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石泉的例子可以得知：欲消弭地方的黨派之爭，誠非易事。加以訟師、胥吏挑撥離間，往往加深兩造的衝突。
光緒年間，澎湖通判蔡麟祥曾出示＜勸民息訟告示＞，勸戒澎湖人民莫輕易興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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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造涉訟，均係同鄉共井之人，非親即故，何事不可解說！實係非情非理，難逃鄰里鄉黨之目，儘可報告公親、澳甲人等，秉公調處，可以和息……凡有戶婚，田土、錢債、口角、鬪毆細故，不妨邀同公親、澳甲、見證人等，理處息事．既不傷和氣，又不須花錢。毋得輕聽訟師言語，動輒告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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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初期，澎湖整體的社會風氣，並未因改朝換代而有有改變。
1906年（
明治三十九年）
後寮鄉保生大帝降筆於
隘門清新社勤善堂，痛批
後寮鄉之風俗。勤善堂《什全寶鏡》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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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際乃飢謹之年，又是末劫之秋，而少年子弟惟於嫖賭飲樂，四途是好。最可惡者，莫如爭鬥一事，動輒結黨成群，所行不正，以眾欺寡，恃強壓弱。其所用錢，善事一文不捨，惡事千貫莫惜。宣講善書不肯聽，演唱虛華相爭先。身體尚華美，神廟放齷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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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樑鄉的民風也存在著大宗欺小宗的現象，
通樑鄉康王爺也降筆於勤善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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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鄉民之妄為，也實難枚舉。一則大宗欺小族。一則淫風日盛…祈望君等將吾數語傳之吾鄉。使
鄉老商議，設置宣講，以勸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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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樑鄉康王爺因而希望勤善堂之鸞生能將宣講勸善之風，傳播至
通樑，以改變
通樑鄉之民風。位處偏遠離島的
吉貝關聖帝君，對於
吉貝鄉之風俗也提出嚴厲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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噫！鄉規之大廢也，莫若吾鄉弟子之甚矣！男女不分，親疏莫別。廳堂雜坐，公然叛道。最可醜者，有一等無恥之小人，嗜作優人，妝衣打扮，以為梨園演唱。所唱者淫曲，所談者淫語。男女在吾廟前，眉來眼去，心猿意馬。續後暗地偷香，踰墻相從。或有拾得非分之財，全不積蓄，以防饑饉之年。殺生飲酒，肆用無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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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日治初期，澎湖地方上爭鬥不斷，奢靡浪費成風。聚落與聚落之間透過迎神賽會與演戲，較量彼此之間的人力與財力。縱使有「世人最苦居澎湖」之嘆，澎湖居民對神明信仰之虔誠，卻也「千金莫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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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
鸞堂自
一新社創立以來，歷經
日治時期，各項祭祀活動一向秉持樸實的傳統，祭拜時不用牲禮，以鮮花素果為主；各項慶典活動也不作醮演戲。相對於寺廟鋪張浪費的情形，顯得獨樹一幟。
鸞堂雖然批判社會奢華浪費之風，欲以宣講活動、行善積德等做法取而代之，效果卻十分有限。這除了民間習俗根深蒂固，早已成為民眾生活的一部分之外，
鸞堂的領導者通常也是地方士紳，他們同時在聚落內扮演多重的角色。批判民間宗教活動奢侈浪費之餘，他們往往也在地方所舉辦各種宗教活動中擔任重要的職務。民間習俗沿襲久遠，
鸞堂在這一方面的努力，因此效果不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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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初期的
鸞堂，仍舊保持著節省簡樸的精神。
1960年代
馬公南甲海靈殿兼善堂鼓吹祭祀活動以香花果品為主，禮樂以錄音帶取代樂隊為之，將節省下來之金額移做公益慈善之用即是一例。戰後，澎湖的
鸞堂雖然力圖振作維護其清新的形象，然而
鸞堂與寺廟逐漸合而為一，成為寺廟的附屬組織之一。
鸞堂的各種祭祀活動、儀式，逐漸的被廟宇所同化。「作醮演戲」不再成為批判的現象，更成為
鸞堂「謝天酬神」的活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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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許玉河老師
知識建檔｜2019-08-08。知識更新｜2019-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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