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時期澎湖鸞堂的戒煙運動

日治時期澎湖鸞堂的戒煙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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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玉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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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自明末清初隨著東亞海上貿易傳入台灣，台灣人民吸食鴉片的風氣因此十分盛行。1858年（咸豐八年）台灣開港後，鴉片更成為台灣最大宗的進口貨品。1895年日本領台後，針對台灣的鴉片問題採取鴉片專賣政策，藉以充實政府之財源。然而，鴉片專賣政策引起台灣、澎湖鴉片吸食者的恐慌與不滿。另一方面，社會大眾吸食鴉片的問題，已為清末鸞堂關切的主題之一。台灣鸞堂的戒煙運動始於1899年的樹杞林（今新竹縣竹東鎮），在反日情感的帶動下，鸞堂扶鸞戒煙的方式逐漸傳播開來，並於1901年風行台灣西部各地。學者探討1901年台灣鸞堂戒煙運動，其中有關澎湖部份均以為始自媽宮一新社，所探討的時間點也僅止於1901年，澎湖其他鸞堂的作為以及爾後的發展則渾沌不明。本文乃透過日治時期澎湖鸞堂所著造的鸞書以及日治時期的文獻，釐清日治時期澎湖鸞堂戒煙之始末及其對澎湖鸞堂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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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代日治初期台灣的鴉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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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在明末清初已透過東亞的海上貿易與來自大陸的移民傳入台灣。康熙末年，台灣人民吸食鴉片的風氣，已十分興盛。鴉片原本具備藥物的功能，然而吸食成癮，卻百害而無一利。清朝初期，有識之士已對鴉片煙毒提出警告，官府也採取嚴禁的措施，吸食人口卻不減反增。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黃淑璥所著的《台海使槎錄》描述台灣居民吸食鴉片的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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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煙，用麻葛同鴉土切絲於銅鐺內煮成鴉片，拌煙另用竹筩實以棕絲，群聚吸之。索值數倍於常煙。專治此者，名開鴉片館。吸一、二次後，便刻不能離。暖氣直注丹田，可竟夜不眠。土人服此為導淫具；肢體萎縮，臟腑潰出，不殺身不止。官弁每為嚴禁。常有身被逮繫，猶求緩須臾，再吸一筩者。鴉片土出噶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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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一貴之役平定後，藍鼎元＜與吳觀察論治臺灣事宜書＞中也提及台灣人民吸食鴉片之風氣甚於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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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煙不知始自何來？煮以銅鍋，煙筩如短棍。無賴惡少群聚夜飲，遂成風俗。飲時，以蜜糖諸品及鮮果十數碟佐之。誘後來者，初赴飲不用錢；久則不能自已，傾家赴之矣！能通宵不寐，助淫慾。始之為樂，後遂不可復救。一日輟飲，則面皮頓縮、唇齒缺露，脫神欲斃；復飲乃愈，然三年之後無不死……傳入中國已十餘年，廈門多有，而臺灣特甚，殊可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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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引文可知：臺灣人民吸食鴉片成癮者不少，戍守台灣之班兵吸食鴉片的比例更甚於台民。清朝早於1729年已頒佈最早的禁煙法令，政府官員將吸食鴉片視為「惡習」，以為欲民久安必須革除台民吸食「鴉片」的歪風，然而吸食鴉片者不分階級貧富，染上毒癮者很難戒除，嚴禁與弛禁的爭議不斷。清代中葉以後，國勢日益衰弱，不僅要應付來自內部太平天國、捻軍等民變的挑戰，外國武力的入侵更是震撼了朝野上下，鴉片也在關稅協定下堂而皇之的進入中國。1858年（咸豐八年）台灣開港後，鴉片成為台灣最大宗的進口貨品，幾乎年年佔台灣進口總金額一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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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或倡訂禁煙公約，或對犯之者處以刑罰，然吸食者自吸，難收禁煙之效。依據1900年（明治三十三年）日本官方的統計資料，台灣、澎湖居民有鴉片煙癮者達173,394人，佔全台人口的6﹪。吸食鴉片的風氣，已對台灣的社會經濟產生不良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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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鴉片漸進政策與澎湖鸞堂的戒煙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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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鴉片漸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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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本土鴉片是嚴禁物品，日人治台之初面對台灣鴉片問題，便有人主張嚴禁吸食，藉以防止鴉片傳入日本本土危害日本社會。台灣首任總督樺山資紀唯恐日人沾染惡習，1895年（明治廿八年）9月7日頒發嚴禁告示。11月17日公佈＜台灣住民刑罰令＞，凡軍人、軍屬、軍中從業人員及其他帝國臣民吸食鴉片煙者處死刑。也有基於治安或人道上的考量，反對嚴禁政策。12月14日日本內務省衛生局長後藤新平向台灣事務局總裁伊藤博文提出＜關於台灣鴉片制度意見書＞：第一案為嚴禁政策；第二案為漸禁政策，主張將鴉片煙歸為政府專賣，只限於老癮者以藥用名義准其吸食。後藤新平的漸進政策是以專賣利益、治安維持、不使日本人沾染惡習為構想主軸，至於台灣地區人民的健康並非其考量要素。台灣事務局採取第二案。1896年2月26日樺山資紀乃頒發告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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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日本與歐美盟國之間所訂定現行條約施行於台灣，故從來經過台灣各開港口海關進口之鴉片，今後雖禁止進口，然而對成癮已久之在地人，如一旦禁煙恐有危及生命之危險，是以將來鴉片由政府準照一定規則，准其作為藥用，仰各該人民善體總督府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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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輸入禁止令頒布後，各地鴉片煙價均大幅上漲，引起吸食者極度的不安。1897年1月21日（明治三十年）台灣總督以敕令第二號公佈＜台灣鴉片令＞，3月4日再以府令第六號公佈＜鴉片令施行規則＞，一切鴉片由政府專賣，限經政府指定之醫師診斷認為有鴉片煙癮者給予執照，特准其購買吸食。同年4月1日起先從台北市街施行，澎湖廳則於6月20日施行，至12月1日始施行全台。隨著日本政府積極的調查管理煙民與加強取締措施，申請鴉片吸食執照登記者，人數不斷的上升。茲以1898年3月至1899年9月，澎湖廳申請吸食鴉片執照的煙民整理成表1。並依據表1製成圖1，探討其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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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澎湖廳吸食鴉片的登記人口自1898年3月的671人，7月份已突破1,000人，1899年9月已達1,680人。1901年澎湖廳超過2,048人申請特許執照。吸食鴉片者佔澎湖總人口數的比例從1.3﹪升高到3.7﹪，提升三倍左右。從表1也可以看出煙膏販賣者與鴉片吸食所，均隨著日本的管理政策而增加。煙膏的營業者由1898年3月的39人至1899年9月已達62人；吸食所也由4處增加為19處。日本政府的鴉片登記政策，效果十分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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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初期，台灣武裝抗日頻繁，台灣總督府又實行鴉片專賣制度，向吸食者課稅，吸食者不僅負擔增加也甚感不便。其次，日人不准其本國人民吸食鴉片，卻又准許台人領有執照者吸食，且數度提高煙價，更造成台人的不滿與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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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澎湖鸞堂的戒煙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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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的鸞堂，已在鸞書中將鴉片視為危害宇宙蒼生最厲害的毒藥之一。1892年（光緒十八年），媽宮一新社樂善堂著造鸞書《覺悟選新》時，南宮孚佑帝祖、王禪老祖等神祇都曾降筆警惕世人鴉片之毒害，並希望鸞生能以身作則戒除鴉片煙癮。然而，此時期鸞堂對一般民眾吸食鴉片的態度，也僅止於道德勸說並無提供具體的戒煙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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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樹杞林人彭樹茲在廣東陸豐縣接受鸞堂扶鸞祈禱戒煙成功，回台後將戒煙之經過告知當地士紳彭殿華。1898年12月，彭殿華乃邀請廣東陸豐五位鸞生來台傳授扶鸞戒煙之法。1899年4月，包括彭殿華在內的數十人均戒鴉片煙成功，鸞堂戒煙之法逐漸傳播開來。其次，1901年總督府又於4月及7月兩度提高煙價，更引起台灣人民反感。第三，日治初期武裝抗日頻繁，社會上瀰漫一股反日情結。此三股力量合流，鸞堂戒煙之法迅速擴及台灣西部各地及澎湖。1901年9月底為止，全台吸食鴉片的人口有169,064人，戒煙者有37,072人，透過扶鸞活動戒煙者有34,370人，佔吸食人口比例超過20﹪，更佔全台戒煙者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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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地區真正以扶鸞方式戒煙者，一般之看法皆以為始自1901年一新社戒煙之舉。然而，從石泉日新社養善堂所著的鸞書《濟世金丹》可知，澎湖扶鸞戒煙之法最遲於1899年已經開始於石泉的養善堂。石泉養善堂成立於1899年，就成立的時間而言，是澎湖地區僅次於一新社的鸞堂組織。養善堂1899年著造之《濟世金丹》＜卷二＞記載己亥年五月初九（1899年7月16日）菜園鄉尊神朱降＜訓諭本鄉爐下＞之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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嗟！嗟！堪嘆吾鄉爐下愚之甚也！前南天聖帝、恩主，見塵凡俱溺鴉片之慘，是以大費婆心協奏天帝，荷蒙俞准製造丹藥下凡，救渡眾生。為爾世人超苦海，為爾世人挽狂瀾，費盡許多心血，喜不勝喜，離無邊之苦海。今慘上加慘，作不可活孽鬼。獨不思爾等當日改煙之時，對神聖如何誓告，今日如何食言，他日應如何受罪。余雖為爾寒心，其奈沈迷何哉？舊吃再吃已甚，新吃奚堪？願爾為父兄者，當嚴行禁止，切切勿犯。前車既覆，後車須鑒。若迷而不悟，必不可求就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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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引文可知，1899年的石泉養善堂曾透過神聖降筆並製造丹藥，供煙癮者服用以戒除惡習，戒煙的地區似乎僅限於菜園、石泉一帶，並未擴及澎湖其他的鄉里。然而，養善堂戒煙的效果卻不佳，戒煙者煙癮難忍，大多再次吸食。吸食人口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養善堂之戒煙活動也因此無疾而終。石泉養善堂的戒煙活動，鸞書的記載為陰曆己亥年五月初九，陽曆為1899年7月16日，由其記載推論，其戒煙活動必早於7月。而彭殿華邀請廣東鸞生來台設立鸞堂傳授扶鸞戒煙之法並戒煙成功則在1898年12月至1899年4月之間，兩者扶鸞戒煙的時間十分接近。石泉養善堂的戒煙活動與新竹彭殿華的戒煙活動是否有所聯繫？還是各自獨立？受限於文獻資料不足，無法作進一步的分析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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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1901年日本政府兩度提高煙價的影響，鸞堂扶鸞戒煙之風由新竹漸次流傳到苗栗、台北、滬尾、基隆、台中、台南等地，也跨海傳進澎湖。澎湖扶鸞戒煙之法是由洪基自台南引進，一新社於該年5月正式展開轟動澎湖的清水解煙毒之「神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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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陰曆5月15日，一新社鸞生到媽宮城堭廟祈求神明為澎民救改鴉片煙毒。南天文衡聖帝，媽宮北極殿、北辰宮、海靈殿、天后宮諸神祇也來一新社降筆，勉勵一新社諸君要徹底執行戒煙，並希望澎湖鄉民若要改鴉片煙癮者，必須誠心齋戒三日，再到一新社祈求南天文衡聖帝所賜之神水飲用。5月29日城隍廟靈應侯降筆於一新社公佈＜戒除鴉片條例六則＞，茲引錄戒煙條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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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設置磁缸一大壺、排在壇前，明日卯時大開木蓋以便合丹。三日後，准有心人者乞求飲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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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凡求請之人，須在前壇高聲立誓，謂：從此心堅意切改絕鴉片煙，至死不變，若中途易志再吃，願受天誅神譴如何如何……由本堂所派執事一名督觀。另一名專責登記其人何社、何名，方准其舉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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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凡遇有人來求符沙甘露水者，由本堂另派執事一名專責分與。依先後順序，不致錯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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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凡和符水之時，諸生應齊到，跪誦普賢尊佛心印經七遍即焚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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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凡戒煙之人，其煙具應同時帶來壇前立誓後繳交，從此一盡除清，以免日夜觀望，復萌煙癮。其所收煙具，令派執事兩名負責登記收清，即在壇前公開打碎，使不能再用。另擇日分批送到海邊，盡付汪洋，以杜絕後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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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凡經本社立誓戒煙之人，如不終身凜遵，半途廢止再吃，而負聖帝之婆心並諸真之苦口，即上天不爾諒，神其鑒諸必應誓誅譴。慎之！戒之！勿視為兒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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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該引文可知：一新社的戒煙方法比1899年石泉養善堂更為具體明確。鸞堂神明要求前來鸞堂戒煙者，必須將煙具帶來銷毀並對神明立誓不再吸食，立誓時由一新社派人監督，另一人登記其相關資料，以示對神明負責。其次，戒煙的藥方以服用一新社所製造的「符沙、甘露」為主。所謂「甘露」，是由城隍廟靈應侯指示從西北一里外取清潔井水製成；「符沙」是取沙盤中之沙，配合符令製造丹藥，作為治療鴉片煙癮之「丹沙神水」。鸞堂神明張元帥並降筆賜「斷煙妙方」，勉勵戒煙者發揮毅力、決心戒除煙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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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心一大片，忍耐十分足；煩惱去心，煙具盡除；心印經一篇，不論時誦唸；獨睡丸一粒，四十九日服；心猿鎖鍊，意馬束縛；素食物不居多少，挑唆言半句亦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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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引文可知所謂「斷煙妙方」，包括銷毀煙具、誦讀心經、獨睡去除慾念、食物以清淡素食為主，這是精神力與意志力的考驗。戒煙活動由一新社樂善堂堂主林介仁擔任監督之責，高昇、王邦樞、林其昌、郭廷光、楊步蟾分別擔任給丹水、登記戒煙者姓名、收繳煙具等工作。6月1日靈應侯要求一新社社員若有吃鴉片者，必先以身作則使外人信服。社員郭健秋因此率先改過，其他有吸食鴉片之社員也起而效尤，將煙具放在神案前搗毀，集體發誓，立志戒除煙癮。一新社戒煙運動展開之後，由於效果顯著，澎湖各地信眾紛紛抬轎來一新社參拜，乞求丹水回鄉治療鄉民鴉片煙癮以及各種病痛，戒除鴉片煙癮者數以千計。同年6月15日，南天文衡聖帝降筆於一新社，肯定一新社為戒煙運動所作的努力，一新社因功升號為「聖真寶殿」。截至1901年9月底澎湖廳參與戒煙者有1,734人，完成戒煙者有1,648人。若以1901年澎湖廳吸食鴉片煙民2,048人來計算，參與戒煙者與戒煙成功者，皆佔吸食人口的80﹪以上。鸞堂的戒煙成效，在這一段期間內確實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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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西嶼地區的公醫中島久觀察鸞堂戒煙活動的情形後指出：澎湖地區奉迎降筆會主神關聖帝君之後，隨即展開降筆會的戒煙活動。一般民眾每天到廟前持所謂治百病的「神水」，治療煙癮痼疾。所謂「神水」有以下名稱：「壹等中央戊已囑土脾、貳等東方甲乙囑木肝、參等西方庚辛囑金肺、肆等南方丙丁囑火心、伍等北方癸壬囑水腎」。這是取五行星為形，區別為五等水、分別適合五臟病痛之說。鴉片吸食者為斷絕吸食鴉片之念，除在神前發誓盟之外，廟宇並設有「神水」供痛苦時飲用，神水也能治腸炎和痢疾，因而甚受歡迎。由於神水作用廣泛，又十分靈驗，使中島久懷疑神水可能混有嗎啡之類的藥物，中島久特別取一小瓶請澎湖醫院檢驗，若發現混有嗎啡類的劇藥，將以「濫用劇藥」之罪名取締。依據中島久的觀察：「降筆會興起僅二十多天，小池角鄉的煙癮者約有90人已不吸食鴉片。吸食者雖因吸食量減少而身體不適，但戒煙者每五、六人則相約忍耐痛苦，決心戒除煙癮」。中島久認為當戒煙者對降筆會的信賴度降低與本身的忍耐力削弱之後，勢必恢復吸食的舊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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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島久取樣之神水，經澎湖醫院藥局長高橋秀試驗後，確定神水並未含有嗎啡之類的藥物。中島久公醫不久即更改其想法。他認為：參與鸞堂的戒煙者是以決心強制禁絕鴉片煙癮。由於降筆會戒煙的影響，西嶼地區鴉片吸食者不斷的減少，有不少人達到廢煙的成果。1901年9月網垵（望安）公醫也提出類似的報告。該轄區的公醫指出：網垵原有鴉片吸食者349人，然而自7月降筆會流行以來，許多人均加入戒煙的行列。二、三週之後，僅極少數無法戒煙。據此，網垵公醫認為澎湖降筆會與台中縣可能有所不同，宜由學者再予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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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01年7月至8月的這一段時間，澎湖廳吸食鴉片的人口十之八、九都受到一新社推動戒煙風潮的影響而戒煙。1902年3月小池角公醫中島久再提出降筆會禁煙的成效：「截至明治三十四年十二月底西嶼地區計有鴉片特許男317人、女5人，然而自1901年加入降筆會之後，吸食者僅剩男34人、女2人，扣除87人是外出不在轄區內，其餘約200人可說已完全禁斷。」中島久強調降筆會的戒煙活動並未產生任何弊害，大多數戒煙者是以個人的精神意志力來克服煙癮。換言之，澎湖的公醫肯定降筆會禁煙活動的成效並值得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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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社戒煙的神蹟造成轟動，澎湖地區的鸞堂紛紛打著「神道設教、扶鸞濟世」的旗幟出現於歷史的舞台。從1901年至1910年的十年間，澎湖各地共成立14座的鸞堂，這些鸞堂也奠定了日治時期澎湖鸞堂發展之基礎。其次，一新社的戒煙運動不僅奠定一新社在澎湖鸞堂界崇高的地位，一新社所崇奉的主神之一為文衡聖帝（關公），而一新社戒煙運動展現前所未有的神蹟，以「靈驗為本位」向為民間信仰的特色之一，澎湖許多宮廟因此於廟中增祀文衡聖帝，以薦馨香。這些廟宇包括龍門安良廟、中屯永安宮、港子保定宮、西嶼合界威揚宮、西衛宸威宮、後窟潭威靈殿等，皆在1901年一新社戒改鴉片煙毒後雕祀文衡聖帝金身崇奉，這是一新社戒煙運動對澎湖民間信仰的影響。第三，一新社以戒煙活動為核心，兼以治療澎湖居民各種痼疾。這些「神水」假如真的不含嗎啡或鴉片等麻藥成分，可以說是集體性的信仰力量，戰勝了肉體上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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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本政府的取締與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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鸞堂戒煙活動之初，日人以為鴉片煙癮絕非一朝一夕可以戒除，日本警察一開始將鸞堂戒煙活動視為迷信，在保安上也以禁止多人集會為方針，企圖打破迷信。然而，1901年台灣西部的戒煙風潮越演越烈，終致引起日本政府之緊張。其次，鴉片「漸禁」政策是以專賣營利收入為優先，藉由鴉片之進口稅與專賣收入充實國庫，減輕日本政府治台之財政負擔。鸞堂的戒煙活動卻對鴉片的專賣收入影響甚鉅。1898年總督府鴉片專賣收入3,467,334元，1899年為4,249,578元，一年之內增加了782,244元。然而自1899年興起鸞堂戒除鴉片風潮之後，1900年略降為4,234,980元，減少14,598元。1901年降為2,804,984元，與1899年比較減少1,444,594元，減少三分之一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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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鸞戒煙不僅影響鴉片專賣收入，戒煙運動又帶有反日的色彩，日本政府乃由高等警察展開一連串的偵查與取締工作。台中縣苗栗辦務署率先偵查，諭令停止扶鸞降筆戒煙活動。台北、宜蘭等地警察也嚴密偵查禁止設堂祈禱戒煙。澎湖方面，日警也勸諭民眾勿為迷信妖言所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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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有鑒於鸞堂之領導者多為地方士紳等名望人物，為了避免激烈的反抗，後藤新平乃制定了取締鸞堂戒煙的指導方針與原則，遏止這一股帶有反日色彩的戒煙風潮。1901年7月15日總督府以秘警發第十八號密令各縣廳長：「以目下之狀態立即採取強制的制止手段非為良策，宜加以懇切勸告。警察上則應防止該會再蔓延擴及其他方面，同時對迷信者多勸說其理由，以免陷於虛說誑惑，希切實加以取締。」後藤新平以疏導的政策取代強制高壓的制止手段，恩威並施的策略，終於使鸞堂戒煙活動於1901年9月以後平穩的收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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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日警於1901年9月底的調查，台灣南部，包含台南、鳳山、東港、阿猴、番薯蕭、大目降、麻豆、鹽水港、嘉義等地，7月份廢煙者原有14,754人，9月份再吸食者已有5,311人，廢煙者恢復吸食的比例約三分之一。鴉片戒改風潮過後，大部分的煙癮者又慢慢的恢復吸食鴉片的惡習。隔年，日本政府鴉片的專賣收入微幅增加至3,008,488元。爾後年年增加，1918年更高達8,105,278元。由於鴉片帶來可觀的利潤，為了減少鴉片進口的支出費用，總督府甚至於嘗試在台灣南部種植鴉片，以增加國庫收入。總督府的鴉片漸進政策可完全著眼於「利益」，而非關心台灣人的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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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台灣鴉片令＞於1897年（明治三十年）公佈，1898年（明治三十一年）8月作第一次修訂。這一次修定的重點在於從「名望家」中指定鴉片煙膏銷售者，藉由煙膏銷售之利潤，收買部分資產者。1902年（明治三十五年）2月總督府作第二次修訂。澎湖廳長淺田知定則於1902年1月以＜澎湖廳令第一號＞出示曉諭，規定改制後鴉片買賣吸食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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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廳長淺田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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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示曉諭事：照得茲因改制阿片煙膏購買吸食特許鑑札，其從前所用者，此次理應配布交換。所有各吸食特許者，限定明治三十五年二月十八日以內務須申請交換，若有違犯者，處罰十日以內或扣留一丹九十五錢以下之科料金。阿片煙膏請賣營業者及阿片吸食所營業者，自明治三十五年二月十九日以後，倘有對所持舊鑑札再販賣阿片煙膏者，或吸食之場所供給並貸與器具等者，處十丹以內之罰金。為此，特諭各民人等一体遵照，勿違此諭。右仰週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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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三十五年一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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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煙膏購買吸食特許鑑札申請交換，自1902年（明治三十五年）1月10日公佈，至2月18日截止，澎湖廳計有男1,769人，女107人，合計1,876人提出換證之申請。對照1901年9月底完成戒煙者的人數，澎湖廳絕大部分的煙癮者如同台灣其他地區一樣又恢復吸食，真正戒煙成功者並不多。不過，自此以後，澎湖地區吸食鴉片的人口，呈現年年遞減的趨勢。茲將扶鸞戒煙風潮過後，澎湖吸食鴉片之人口整理如表2。並依據表2製成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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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自1908年至1918年，澎湖吸食鴉片的人口年年減少。在減少的人口之中，自然死亡者有603人，廢煙者190人，其他原因者15人，合計808人。真正戒煙成功者只佔減少吸食者的四分之一，比例不高。廢煙的人口是否透過鸞堂而達成廢煙的目的也不得而知。另一方面，台灣總督府著眼於鴉片專賣所帶來的豐厚利益，1908年澎湖增加新特許者128人，1917年增加1人。所謂「只准於老癮者吸食的鴉片政策」，是台灣總督府自資欺人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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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總督府的鴉片漸禁制度實施近30年後，隨著吸食者的老化，吸食人口逐漸減少。隨著衛生觀念的進步與國際的壓力，1928年（昭和三年），總督府在府報中以律令第三號公佈新的鴉片令，確立了煙癮者強制治療之原則。然而1929年12月18日石井警務局長卻又發表將給予一些無照煙癮者新特許執照，又引起台灣社會團體之批評。1930年台灣吸食鴉片人口在增加新特許人數下與1929年比較不減反增。表2：澎湖鴉片吸食人口由1929年的293人，增加為1930年的300人。由此可以看出日本統治當局對鴉片專賣利益之不捨。1930年總督府以訓令第四六號發布＜阿片癮矯正手續＞，建立戒除煙癮之法律依據，對台灣、澎湖的煙癮者展開治療之工作。澎湖醫院附設煙毒矯正科，令患有鴉片煙癮者入院治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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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澎湖廳於1929年起分三年展開湖西、白沙、西嶼地區部落衛生保健調查之工作。這三次調查總計調查2,145戶，男4,435人、女6,258人，共計10,693人。調查的項目包括了鴉片吸食者的概況。茲將此次調查有關鴉片吸食者的資料，整理成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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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澎湖在1929至1931年的衛生總調查人口10,693人中，只有27名的鴉片吸食者，佔總調查人口數的0.25﹪，與1899年9月底吸食人口作比較，尚不及其十分之一。其次，吸食者年齡均在40歲以上，由此可見年輕一輩吸食鴉片煙者少之又少。1945年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戰戰敗投降時，澎湖地區尚未戒除鴉片煙癮者僅餘36人。然而，隨著鴉片吸食者的老化，煙民逐年的減少。戰後，中華民國政府為澈底根絕鴉片煙毒，特頒訂禁絕鴉片辦法，限自1945年12月1日起，至1946年5月止，在6個月內，將所有煙民分四期施戒，省立澎湖醫院附設戒煙分所，迄1946年底止，「進入戒煙所戒除煙民十人，自動戒除者十人，禁戒期中死亡者十餘人，逃匿一人，鴉片煙害於此終告清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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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澎湖鸞堂後續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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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戒改風潮過後，大多數廢煙者又再度恢復吸食，鸞堂戒煙的魅力可說迅速的消失。然而，日治時期澎湖的鸞堂，仍持續對吸食鴉片提出批判。成立於1922年（大正十一年）的鐵線尾初化社虔善堂，在其所訂定的16條堂規，其中一條即規定：「堂中之人，酒色財氣以及賭博、芙蓉六者，切戒不可」。由地方士紳所輯錄的善書也以：「引友吸洋煙，自流下賤；居心刻薄，決不永年」，來勸戒世人莫吸鴉片。有的鸞堂更透過逝世的鄉親降筆來告誡鄉親莫食鴉片，以免墮入地獄之苦。茲引錄兩則先靈降筆於鸞堂之乩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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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恩超拔候任洪彩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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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吾兒知：爾父在世，凡事怠惰，專好飲酒吃煙，不顧妻子之養。以致歸陰受苦役多年，奔走道路無時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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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恩超拔候任葉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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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吾兒知：爾父初世積有餘功，今生本有些福。奈今生在世，越規踰矩，浪蕩成性，專好入賭博、吃洋煙，以致耗費先人遺業甚多。及歸陰時……在獄中受盡無數艱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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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公化民社明善堂於於1934年著造《明化金篇》時，王禪老祖降＜戒阿片煙歌＞，對日本政府自1928年以後採取禁斷鴉片之政策，給予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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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憑柳筆勸雄豪，寫出因由阿片歌。此物害人劍，此毒殺人刀。傳染此宇宙，受害慘多多。……現今政治禁堪褒，免使流傳受縛活閻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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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的討論可知：鸞堂透過堂規的約束、逝世鄉親降筆的勸說以及呼應政府的鴉片禁斷政策，勸戒世人莫食鴉片。澎湖鸞堂關切民眾吸食鴉片的問題，應給予正面的評價。雖然鸞堂對吸食鴉片抱持著反對的立場，然而鴉片原本就是藥物之一，有的鸞堂卻在濟世活動時，使用鴉片入藥製造丹丸。山水化心社勸善堂於1926年著造《善惡寶訓》期間，鸞堂主神曾賜解毒丸藥方一帖，供民眾鎮痛解毒之用。製造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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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黃硃黃五倍乙金牙硝乳香沒藥各一錢，共為細末。另芙蓉膏一錢，和火酒作條曬乾，凡染熱毒生痛，不論癱疽疔腫痛，將此丹攪醋或茶酒將筆搵抹患處立消。再施一鎮痛解毒丸，此方能治時行熱毒，心氣腹痛，風痧之症：珍珠琥珀……共為細末。芙蓉膏少許，和蜜為丸。患此病者，沖滾水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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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將鴉片入藥之外，某些鸞堂的堂主或鸞生，本身就是鴉片的吸食者，致使鸞堂反對鴉片的立場搖擺不定，戒煙的說服力也受到影響。隨著日本統治政權的穩固，鸞堂的做法又存在相互矛盾的現象，戒煙的呼籲，已失去其著力點而淪為紙上談兵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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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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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鸞堂的戒煙運動始於1899年的樹杞林（今新竹縣竹東鎮），並於1901年風行台灣西部各地。有關澎湖鸞堂戒煙部份，均以為始自1901年媽宮一新社戒煙運動。然而，石泉養善堂自1899年也曾透過神明降筆賜藥，協助石泉、菜園附近民眾戒煙，然而效果並不顯著。1901年澎湖一新社的戒煙運動獲得澎湖各地民眾的支持，造成轟動。一新社的戒煙運動促進了日治時期澎湖鸞堂的發展，也奠定一新社在澎湖鸞堂界崇高的地位，澎湖許多宮廟更迎奉一新社的主神文衡聖帝回鄉里奉祀，以彰顯神蹟。然而，鸞堂的戒煙運動因帶有反日色彩，又影響鴉片專賣的收益，日本政府對此一活動乃以軟硬兼施的方法，給予勸諭或取締，鸞堂的戒煙運動終趨平靜。就整體趨勢而言，戒煙風潮過後，台灣、澎湖吸食鴉片的人口逐年減少。從澎湖的例子顯示，減少的吸食人口以自然死亡者居多。另一方面，日本政府有鑑於鴉片專賣政策收益豐厚，仍持續發出鴉片吸食執照給予新特許者，並設置鴉片製造工廠，擴大國際市場。直至1930年日本政府才採取鴉片「禁斷政策」。所謂僅限於老癮者吸食的鴉片「漸禁政策」，與實際的執行面有極大的出入。日治時期，澎湖成立的鸞堂仍然對吸食鴉片抱持反對的立場，然而鸞堂及其成員對鴉片欲拒還迎的矛盾態度，促使鸞堂戒煙的立場產生動搖，戒煙魅力也迅速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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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許玉河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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