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澎湖雖於
乾隆年間設置
文石書院，使其成為本縣代替儒學的機構，以作為澎湖學子直接進學的地方。不過，由於書院具有半官方色彩，需受官廳的監督且名額有限，導致澎湖所有學子無法全部入學求知，因此清代真正教導本地孩童識字寫作、知書明義理的教育場所，是在不汲營於仕途的知識份子所興辦的私塾，這些靠著學童的脩金而於本地各處開業授徒的私墊，可謂本鄉最早的民眾補習機構。依據澎湖通判
胡建偉於
乾隆年間的考察，當時本縣境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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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澳中「俱有墊以訓童蒙。大澳三、五處，小澳也不下二、三處」，12顯示本地的私塾已經具有相當的數量。廣開私墊的現象至清末
光緒年間仍然普遍，故
林豪在《
澎湖廳志》內即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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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島十三澳內，每社皆有蒙墊，書聲相聞．⋯故雖貧民亦送其子弟入塾讀書，兩三年始行改業。是村塾甚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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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28年（1895）日人擁有澎湖主權後，本地傳統知識份子的升遷管道「科舉」之路，已隨政權的轉換而被切斷，除非舉家遷移至中國定居，不然熟讀漢學的士人已無從政的機會，因此這些傳統的知識份子，僅能利用其自身的學識來謀生，導致大量的私塾（日人稱為書房）出現於澎湖各聚落間。同時間的日本殖民政府，則以同化主義為前提進行試驗，以謀日語之普及並落實皇民化策略之順遂。所以
明治29年（1896）時，陸續在全臺各地創設
國語傳習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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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總督府也認為書房在臺實行已久，乃是塑造臺灣人思想規範的場所，與其廢除導致教師成為反日份子，不如在教育經費有限無法創辦取代書房之機構的前提下，仍然保存書房並對其改良，並因勢利用以書房教師充當公學校教師，來對傳統的漢人書房加強管理，並在其課程內增加新式教育，使書房成為公學校教育的輔助機構，從而擬定「再興書院，利用書房，以圖國語（日語）之普及」的學政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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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30年（1897）12月18日，澎湖廳鑑於境內書房改良為其當下之急務，因此進行廳內書房教師之履歷與資格的審查，經其認定合格後，使給予許可證明，並且召集教師舉辦講習會，根據澎湖廳於翌年元月的統計，全澎湖共計有55名合格者。15
明治31年（1898）7月，臺灣總督府頒布臺灣公學校令，以公學校取代國語講習所，成為學制內正式的教育機構。同年11月，另頒〈關於書房義墊規程〉，正式將各地書房納入地方官府的管理，並受各地辨務署長監督，該規程共有9條，其要點主要規定書房除依循慣例教授漢文句讀之外，應漸次加設日語、算術；並應採用臺灣總督府核准之書籍，做為必修的教科書；並應將上期的學生年齡、入退學、家長職業、教學進度等狀況呈報辦務署長；對特優之書房官廳也會給予補助費，並利用給予補助金來使書房加設日語、算術兩科。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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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廳基於上述所言之規程，因此對轄內書房進行調查，從
明治32年（1899）4月，澎湖廳長高津慎向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的報告中，可知澎湖廳在
明治31年（1898）年末時，全澎湖共有91家書房，以及91名教師和1,647名學童。該份報告是目前可知最早一份統計本縣書房（私塾）情況的詳細報告，當時在
湖西地區共有25家書房。除
土地公前陳建輔的「尚德軒」、
沙港陳玉堂的「知省軒」、
港底吳爾聰的「望杏草堂」以及
良文港洪宗李的「友善堂」4家，為清末即已開設之外，其餘皆為日人統治之後所設。擔任書房的教師，都是前清時代就擁有童生資格的知識份子，而且這些人在各聚落間也都是地方的領導菁英。至於書房所招收的學生，在傳統重男輕女的觀念下，多是以男童為組成份子，根據當時的調查，本鄉境內僅有2名女童就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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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31年12月23日，澎湖廳根據規程而以廳令第15號，頒布〈書房義墊規程施行細則〉，同時舉辦書房教師檢定考試，並從
明治34年（1901）開始年年舉辦書房教師講習會，逐步加強書房的管理。講習會的教授學科主要是日語、算術、作法，尤其著重於日語的講授，期望書房教師能在為設立公學校之地方，扮演著公學校教師的角色，使本島人民能透過書房學習到日語，進而認同日本的殖民政府。從吳文星的研究可知，臺灣總督府藉由溫和式的漸進政策，「將書房置於法令的約束下，希圖逐漸改變書房的師資、學科、教材及設備內容，使之漸符合總督府當局的教育目的，而暫時權充代用公學校，協助推行同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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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6年（1917），臺灣總督府再針對書房的管理訂定新的相關規則，澎湖廳也於該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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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日，以廳令第2號頒布〈書房義塾圖規程施行細則〉，針對本縣轄內各書房，再重新規定書房的相關管理辦法，其第一條即明言各書房名稱皆冠以其所在地之街鄉名，並對書房的位置、教室面積、教科目、教科書、經費、學生數、教師基本資料等向廳長提出申請許可，並且規定除特別的情況之外，各街鄉均僅能設立1個書房而已，另外還規定相關簿冊、例定假日、以及由公學校職員指導書房的教授及訓育的方法，至於原有設立之書房，得依該年6月30日以前的規定。在19重新調查各區的書塾並給予申請認可後，在該年9月15日時，
湖西地區的書房還有下列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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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大正8年（1919）刊行的《澎湖廳第四統計書》中，有從
明治31年（1898）至
大正7年（1918）的澎湖廳書房概況累計表，以及
明治37年（1904）至
大正8年（1919）的澎湖廳公學校概況累計表，從表中的學生數統計來看，書房的學生數逐年減低，公學校則反之為逐年增加，顯示兩者之間的消長。不過，至
大正7年時，雖然書房教育逐漸式微，但全澎湖還是有743名學童在書房內受教育，其顯示的意義在於書房仍然蓬勃，本地先民仍以書房為學習漢文的最佳場所，家長冀望孩童於書房內，僅是冀望孩童具有應用漢文來處理日常書信的能力。同時，日人推行的公學校教育，其所學科目對於本地人民而言並不實用，且有部分人士在民族意識的觀念上，拒絕公學校所代表的認同日本之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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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伴隨地方行政制度的改變，高雄州也於
大正11年（1922）10月30日，以州令第33號頒布〈書房義墊規則〉，來規定書房的各項相關事宜。21澎湖郡升格回復為澎湖廳後，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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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年
（1929）5月9日，再以廳令第6號頒布〈書房義塾規則〉，來管理廳下管轄內之書房。22同時於
昭和6年（1931）時，再次對澎湖廳內進行調查，當時本鄉計有下列書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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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
昭和6年至
昭和12年（1937）《澎湖廳統計概要》的記載，上述6家書房直至
昭和10年（1935）時仍然維持經營，23
昭和11年（1936）時，則減少為5家，但隨著中日關係的緊張，臺灣總督府在皇民化運動的推行下，於
昭和12年（1937）廢止漢文書房的設置，因此至該年統計調查時，
湖西庄內已無漢文書房，澎湖僅剩
白沙庄的改良書房。25總而言之，雖然目前無法瞭解
日治時期本鄉境內各書房的各別演變，但從
日治時期的戶籍資料卻可見端倪，因為在
昭和年間以前的戶籍記載上，會將「書房教師」此一職業登載於個人資料中的職業欄裡，因此可以透過此一記載，得知本鄉曾有洪庭槐於
隘門、康旺堯於
隘門、呂根条於
菓葉、許丁火於
菓葉、蔡齊於
湖西、趙長時於
白猿坑、歐詞於西寮與
青螺、林秀春於
紅羅罩、洪座於
紅羅罩、歐乃文於
紅羅罩、陳通於
西溪、陳碟於
沙港、
吳爾聰於
港底、陳永春於
東石、歐年萬於
沙港、陳叩於
沙港、陳連德於
沙港、歐登於
潭邊擔任過書房教師，但任教時間則無法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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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政府廢除漢文書房近10年後，臺澎地區主權轉移為漢人文化的中華民國，因此教授漢文的的私塾教師，又再紛紛重拾舊業開館招生授徒，教授原本學習日語教育的本地人熟讀中國的語言，當時的學生大多至國民學校就讀半日，再到書房授業半日。根據《澎湖縣誌．教育志》的記載，本鄉當時的書房有
湖西村民蔡少春的「臥雪書房」、
沙港村民
陳梅峯的「杏園堂」、
鼎灣村民
洪杞的「致知書房」、
潭邊村民歐登的「培養軒」、
隘門村民李清日的「訓蒙軒」、
龍門村民
洪明庭的「三餘堂」、
菓葉村民呂傳后的「啟蒙書房」等7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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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政府鑑於書房陸續開授，為控制私墊的教學品質，並達成國家教育政策所推動之目標，在適應澎湖特情形之需求下，因此舉辦私墊教師的檢定，以及頒布〈
澎湖縣政府整頓私塾辦法〉。該辦法要求開設書房前需先由當地國校初審，來提高國校之權力與尊嚴，並限制各書房名稱一律改為「國語文補習班」，以協助鄉鎮公所推行國語。其課程僅包含國語文（含應用文）、珠算或筆算、政治常識與職業技能，課本一律採用教科書而非古典漢學（四書五經），教師講授以國語為原則，並推行反共抗俄及三民主義教育。教學上受國校校長輔導及學區教師指導，如有辦學不善或違反法規，或是政府認為無設立之需要時，得勒令該書房（私墊）停辦。由於種種限制的束縛，導致本地書房不利於經營，加上書房的功能被侷限於語文學習，與學校和後來的
失學民眾補習班的功能相同，故至
民國40年（1951）時，大多數的書房已經式微而停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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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引用｜
湖西鄉志
知識建檔｜2025-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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