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義詞彙｜清治時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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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澎湖隨著政權轉移而納入中國的科舉制度，當時的學校與明代相同，都是科舉的必經之路，而學校教育的目的就是為應科考，其次才求識字懂文墨。地方教育大致分為儒學、書院、社學、義學及私墊（
書房），其中儒學負責對科舉應試者施以考核，應視為教育行政單位，其他則以傳授知識功能為主，屬於教學機構。政府通過科舉考試來拔擢人才，知識份子也經由這套制度進入官場，該制度主要分為「進身」和「進學」兩種途徑。前者是指參加科舉考試獲取「功名」，主要共分為童試、鄉試、會試及殿試等四級，童生經過縣試、府試、院試等考試，而取得生員（秀才）之資格過程乃為童試；秀才每三年一科，於各省都城的貢院（試場）舉行考試則為鄉試，考中者則為舉人；鄉試中試的舉人，於隔年由禮部聚集於京城進行應試稱為會試，中試者稱為「貢士」；之後經過保和殿覆試且列等的貢士，才有資格參加保和殿的考試，稱為殿試（也叫廷試），由皇帝親自主持。後者則是「進身」的必要條件，即「入學」的考試，當時府、州、縣下各設有府學、州學與縣學（廳則不設學），依規定當時士子必須至設有儒學的學校通過童試後，才可以進學取得生員的資格，然後才有資格參加之後的各級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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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澎湖由於隸屬臺灣府臺灣縣，如果士子（童生）要循學校教育以達科舉（生員）之目的，則需遠赴設有儒學的縣治（今臺南市），參加縣考、府考、道考等考試就學。但因「遠隔大洋三百餘里，以故仰車服而神馳者，未免睹波濤而心怵也」，路途遙遠險惡且牽延半年，以及所需經費甚鉅，造就本地應試者寥寥可數，康熙朝慬顏我揚，至
乾隆31年（1766）蒞澎的通判
胡建偉，更感嘆「查澎湖數十年來，只有生員七人」。2因此該年胡氏在應真生許應元（
龍門港社人）、張綿美及監生蔡聯輝等人之請，並上報臺灣道、府官憲認可後，捐廉百兩並向閩、臺、澎三地各界募捐，於
文澳興建
文石書院（翌年落成）以惠士林，使澎湖學子有直接可以進學的地方，所以
文石書院就成為澎湖地區代替儒學的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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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貢生呂昆玉等人在
乾隆32年（1767）4月，以「隔洋赴考維艱」為由聯呈具請就澎湖考試，
胡建偉在援引廣東南澳之例上呈經臺灣道批示後，該年准臺灣府知府移到澎湖廳主持童試，取進名額則仍然附在臺灣縣內。因此本地學子在
文石書院落成即可就近於澎湖廳應試的環境下，文風漸有起色，至
道光年間應試的童生已達百人，所以在
道光7年（1827）臺灣道議准澎湖廳可以比照粵籍之例，另設名額2名，附入府學取進，
道光9年（1829）又增撥府學一名，
光緒年間又增加2名。但本地士子經由科舉而獲得取進的人數卻遠不及臺灣各縣、廳，有清一代據估計，澎湖的秀才約有200多人，而陳知青則羅列可知者為155名，其中有不少為本鄉人士。另從《
澎湖續編》、本志〈人物篇〉及
湖西鄉公所人事檔案等資料，也可發現縣誌未列之人，本志此次將其整理羅列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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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地並無儒學，書院又具有半官方色彩，需受官廳的監督，除招收生員外也收待赴試取進的童生，因此真正教導孩童識字寫作、知書明義理的啟蒙學校，則是社學、義學、私塾（
書房）之類教育功能上相似的啟蒙教育機構。在經費來源上，社學時常擁有官方的補助，義學則為私人義捐，免費教授童孺，至於私墊（
書房）則完全靠學童的脩金維持。臺灣的社學在朱一貴事件後漸廢，社學逐漸被義學取代，成為士人會文結社之所。但澎湖則非如此，依據
胡建偉在
乾隆年間的考察，即裸人番社，也莫不設有社學，而澎湖則「一十三澳，俱有塾以訓童蒙。大澳三、五處，小澳也不下二、三處」，6顯示當時本地的社學（即是私塾）已經具有相當的數量。目前由於年代久遠，導致本鄉於清時的私墊情況並無法可考，僅能從前人志書中尋得數人，這些多為應試得取秀才功名後，就不再赴京趕考，而於本地開業授徒，如
洪純仁與洪維精父子即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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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現象應持續至清末的
光緒年間，因為
光緒3年（1877）通判劉家聰曾捐廉俸做為脩金，在
馬公地區設有兩處義學，但因「澎島十三澳內，每社皆有蒙塾，書聲相聞；而每年脩金，少者僅一、二千文；故雖貧民亦送其子弟入塾讀書，兩三年始行改業。是村塾甚廣，無庸另設義學也」，所以在劉氏去職後，澎湖義學即撤廢。不過清末村塾甚廣的現象，卻可從
日治時期的調查中得到證明，根據
明治32年（1899）澎湖廳的調查，清治未期本鄉境內有4處私塾，分別為：
光緒11年（1885）陳建輔於
土地公前設立「尚德軒」、
光緒16年（1890）陳玉堂於
沙港設立「知省軒」、
光緒19年（1893）吳爾聰於
港底設立「望杏草堂」、
光緒21年（1895）洪宗李於
良文港設立「友善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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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引用｜
湖西鄉志
知識建檔｜2025-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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