鸞堂的發展

善堂在澎湖的發展大約有一個半世紀左右的歷史，最早是由現在一新社聖真寶殿的前身「普勸社」肇始，逐漸茁壯擴展至澎湖各村社，因此欲瞭解鸞堂在澎湖的發展，必須先從一新社的歷史入手。除了清朝時代由官方及軍方建立的寺廟外，澎湖大多數的廟宇是由同住一村里的居民合資創建，一新社聖真寶殿則是由單獨一個鸞堂所創設的廟，一新社不僅首創由善堂一己之力建廟，該社發展的過程對鸞堂在澎湖的開疆拓土產生一定的作用，對媽宮及澎湖的民間宗教有十分鉅大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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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社的發展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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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社聖真寶殿位於馬公市光復里新生路，與法界寺比鄰，該廟的前身是文人學士所創設之神明會及善堂組織，主祀神是文衡聖帝（關聖帝君）與慈濟真君，在清末至民國55年（1966）目前所見之廟舍建成間的百餘年，該組織可謂歷經滄桑，二神像亦歷經漂泊之苦，方能獲得一永久之棲身處所，根據其落成碑記及其他文獻資料，略述該廟沿革梗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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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豐3年（1853）媽宮文人學士以世態澆漓，天災時降，即組織「普勸社」以宣講清朝皇帝的聖諭，勸人行善為宗旨，同時又奉祀關聖帝君及慈濟真君的神位，並設木筆沙盤，請神降乩示事，是全澎的鸞務開基。同治11年（1872）該社士紳許棼、黃濟時、高攀等呈請上憲，公告諭示民眾在宣講期必須往聽，有違秩序者按律處罰；而該社宣講生並輪流分組，於晴天月夜時到全澎各村里公廟前，代天宣化，講因果，說報應，藉以喚醒民心，共趨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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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11年（1885）清法之役後社務暫停數年，至光緒13年（1887），地方士紳林介仁出面復興宣講，並將社名改稱「一新」。次年再度獲澎湖廳憲之允准，曉諭民眾切實遵行聽講。光緒17年（1891）地方善士群集合組「樂善堂」，一方面借媽宮育嬰堂設壇奉祀慈濟真君、文衡聖帝金身及三教祖師牌位以開堂濟世，堂生並且出錢出力，勉力於地方公益及慈善事業之經營。一則迎鸞著造澎湖第一部善書《覺悟選新》，並派人至各村社宣講，以教化民眾同趨正道；再則該堂堂生又「修橋造路，捨藥施茶，或濟困扶危，矜孤卹寡，又放生靈，拾字紙，施棺木，造涼亭；並設育嬰院收養孤兒，倡立義塾栽培子弟，他如代祭無主墳墓，復埋枯骨等，各種善事，俱樂而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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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之戰後臺灣、澎湖割讓與日本，該社一度遷文澳，未幾又遷返媽宮，改設於澄源堂內繼續扶乩濟世，在此期間中的重要事件是：「關許二位恩主大顯神通，敕製甘露水為人改除吃鴉片陋習⋯⋯一時轟動全澎⋯⋯各鄉社紛紛抬轎來求甘露水回去供民眾飲用救改鴉煙，靈驗非常」，至今故老仍口耳相傳「一新社清水解毒煙」的神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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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發生於明治34年（1901）5月15日，因一新社諸人到城隍廟，「申請」為澎民救改鴉片煙毒，澎境主靈應侯方乃在該壇降詩曰：「鴉片毒煙害不輕，荒工廢事失經營；有心世道除民患，恩准開壇在此行」。並諭示已轉求南天文衡聖帝關恩主，乞早臨澎湖救改煙毒，且蒙關恩主允准。5月16日文衡聖帝降詩曰：「關心鴉片一膏煙，最害人間盡了錢；聖駕來斯除弊病，大家總要寸心堅」。並諭曰：「年來在臺灣本島，藉善堂之鸞筆，顯機施術，救改鴉片煙，頗收靈驗，使人人共脫苦海，得安居樂業。茲一新社諸生，聞知此情，恭請余速速回殿，為澎民救改鴉片，余甚喜之。願大家竭力效勞鸞務，宏揚聖教，余另日自有吩示」。5月29日境主靈應侯方復降詩曉諭，公布戒除鴉片條例六則，希大家遵守，復設置符、沙、甘露水供戒煙者服用。嗣後南天恩主文衡聖帝亦屢次乩示救改鴉片煙毒之法。地方傳說關聖帝君、許真君二恩主大顯神通，敕賜甘露水，為人改除吸食鴉片的陋習，並療各種痼疾，有求必應，一時轟動全澎。各鄉社紛紛抬轎前來求甘露水，取回供民眾飲用，改除鴉片煙毒，聞靈驗異常，於是在一新社協助之下亦設善堂，廣行宣講，甚至流傳至本省其他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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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解毒煙」事件發生後，一新社興盛異常，信徒踴躍捐輸乃有建廟之議，但一則因日本政府禁止降筆會之活動，再則無法選擇一適當之廟址，建廟行動遷延至明治43年（1910）才付諸實施，翌年一新社建廟於今惠民醫院南方，繼續以其廟產收益及勸募所得基金，從事於社會救濟及地方公益事業。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廟舍遭美軍空襲破壞，民國41年（1952）因道路拓寬，廟之殘跡被拆除；至民國52年（1963）原社員之後裔數人發起社務振興之議，經過一番波折後終於在民國55年（1966）建成目前所見的一新社聖真寶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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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堂在澎湖的傳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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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34年（1901）清水解毒煙造成全澎各地的轟動時，日本官憲對此自然不會置若罔聞，對媽宮本島的鸞堂日本當局是否曾有任何監視或干涉措施，目前並未發現相關的資料；但是該年7月及9月救改鴉片的鸞堂（日人稱降筆會）傳到西嶼小池角及望安（網垵）時，卻引起當地公醫中島久及秋元譽喜的注意，並上報臺灣總督府。3中島久見欲戒鴉片煙癮者須在神前盟誓，並取神前所設之壺水飲用；他原本推測犯癮者在戒除期間的痛苦將消磨其對降筆會的信心與自身的耐心，終將恢復吸食的舊習；而神明敕賜之神水也被懷疑內中摻有嗎啡之類的抵癮藥物。但是中島公醫將「神水」送交澎湖醫院藥局長高橋秀化驗後，卻確定其中並無摻雜嗎啡之類的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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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在澎日籍公醫驚訝的是降筆會的禁煙成效。望安的秋元公醫明治34年（1901）9月報告：「轄區原有鴉片吸食者349人，然而自7月降筆會流行以來不少加入者，僅經過二三週，煙癮者即變為強壯，甚至有比吸煙之前更為健康者。僅極少數無法禁煙者」。明治35年（1902）3月西嶼的公醫中島久報告：「該管區共計有鴉片特許男317人、女5人，然而自明治34年（1901）加入降筆會之後，吸食者僅剩男34人、女2人，其餘全部禁絕」。因此澎湖的公醫認為降筆會並未產生弊害，應該寬容處理。雖然日本政府後來發現臺灣民間降筆會禁煙難以置信的成效，大大影響其鴉片專賣的利益，臺灣總督府終究對於降筆會解煙仍加禁制；但是在日本政府對降筆會舉棋不定的期間，民間對於扶鸞解煙的「神蹟」已有普遍的認知，善堂在澎湖也隨之開始蓬勃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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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澎扶乩社團起始的發展過程並無不同，都是文人士紳階層的自願性社團，他們以神道設教為宗旨，將宣講聖諭及善書做為手段，鸞書宣達的神意則是導民化俗的工具。日治初期降筆會的救改鴉片始自明治32年（1899）新竹的樹杞林（竹東）彭殿華自宅之鸞堂，由此而漸風行全臺，兩年後鸞堂解煙之風方傳入澎湖。扶鸞戒煙的成功造成一般民眾對扶鸞活動的信仰，也讓善堂的發展獲得能量，在其後日人的壓制下仍能在暗中擴展，光復之後扶鸞之風也在管制解除後勃然興起。據說1940至50年代之際，彰化一帶幾乎有三合院之處，即有人扶鸞。此說或許過於誇張，但也可顯示鸞堂在臺灣普及的程度。不過澎湖善堂的發展不僅在數量上的增加，更重要的是善堂經常與村廟結合，在很多村莊形成文壇、武壇並存，甚至文、武壇合作互補的特殊現象。反觀臺灣地區善堂的發展，似乎傾向與村落或社區的角頭廟分流，其中的原因頗值得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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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見川曾指出：臺灣早期的鸞堂「都是由士子、讀書人所組成⋯⋯認為扶鸞活動是孔子聖道的表現⋯⋯由於扶鸞的目的是藉神道力量，勸誘老百姓服膺傳統的倫理道德，因此⋯⋯當時的扶鸞活動，可以說是儒家通俗化、宗教化的表現」，具有濃厚儒家色彩的鸞堂，不僅扶乩所出的鸞文說教味道濃厚，宗教精神也較淡薄，對於民間宗教自然也是採取拒斥的態度。臺灣鸞堂的發展出現一位關鍵人物—臺北三芝智成堂的鸞手楊明機，楊氏一方面增加鸞書中的宗教成分，再方面則全心全力的投入教育訓練鸞生、創辦雜誌以推廣鸞務，也宣揚以「儒宗神教」取代鸞堂的稱呼。在楊明機的努力之下，民國67年（1978）全臺五百多位鸞堂負責人在日月潭集會，會中決議成立中華民國儒宗神教會。由儒宗神教會的成立，可以多少看出鸞堂欲與常遭貶抑為迷信的民間宗教區隔的企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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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的善堂固然不能免於楊明機的影響，例如澎湖善堂間也常以儒宗神教自居，但是鸞堂在澎湖卻非另闢蹊徑吸引信徒，而是大都走向與民間宗教相揉合的道路；可能的原因似乎和澎湖的村村有廟、村村有法師以及有迎王接待客神等數個條件有關。此一推測是根據目前可以觀察到的事象倒推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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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的善堂中不僅常與村中的公廟掛勾，善堂的活動即在村廟中舉行，實際上善堂中的堂生及各個執事職位也往往與廟中的頭家、老大、管理委員、法師、乩童等重疊，有時甚至可以看到一個人同時擔任文壇鸞手與武壇乩童的現象，有些廟（例如馬公南甲海靈殿）甚至即以原本祀奉之主神為鸞堂之主神，而非另立三聖或五聖恩主之牌位。另一個重要的線索是澎湖鸞堂的請神咒是採用小法請壇咒中的一首：「謹請本壇諸猛將列位金剛兩豎尊鎮天真武大將軍五部一切響如雷普賢真人大菩薩三大金剛下玄壇觀音水火威顯現四洲九道展神通東海泰山同下降殊砂符印攝升堂金闕帝君五大聖八大金剛六天王香山雪山二大聖金硃銀硃讀書郎都天元帥統天兵哪吒殺鬼救萬人三代尊佛同下降十二哪吒降道壇弟子壇前一心專拜請拜請本堂〔神聖稱號〕來扶乩神兵火急如律令急急如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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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推測是扶鸞活動及善堂組織傳入某一個村後，村廟執事多少會有人加入善堂，澎湖的廟宇又習於迎請王爺、招待蒞境的客神，因此將鸞堂的諸位恩主迎奉村廟也屬順理成章；法師原本的任務即是負責廟中所有祀神的儀式，包括為主神及客神選拔、訓練代言的神媒。所以一旦善堂組織及活動傳入一個村莊，很快即被吸納為村中公廟的宗教體系之中，雖然有些寺廟的文鸞與武乩偶有齟齬，大致上澎湖有善堂存在的村廟中，鸞手與乩童常能互相配合，為善男信女化解疑難，而村廟中文壇的普遍也成為澎湖民間宗教的另一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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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來源｜續修澎湖縣志（宗教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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