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營與
班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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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3年（康熙22）清廷克定臺灣後，隔年正式駐軍。這與中國其他省分相較，臺灣綠營出現晚了40年（
1644-
1684），但特殊性卻很強烈。因為它實施迥異制度─
班兵制。在討論
班兵制之前，必須先對綠營有一了解。何謂綠營？考其名稱是營伍的旗纛通用綠色，並以紅繒滾邊裝飾。該部隊士兵全由漢人組成，規制仿傚前明，他們與滿州、蒙古、漢軍組成的八旗，在咸豐朝以前並稱為清廷二大武力。它有三個特色：其一，終身制。綠營從順治朝開始，兵源都是歸附的明軍，以後改為招募。士兵一旦入伍，就被納入兵籍，沒有退伍自由。兵籍則由兵部掌握，裁撤和調動兵籍，都需由兵部批准。士兵年過50歲，因年老力衰不能作戰，可以解除現役撤銷糧餉。其二，土著制。綠營士兵皆招募本地人，不得由外來或無籍之人充任。如果戰時該營傷亡過大，不管它被調往何處作戰，也都要回原駐地招募新兵。其三，餘丁制。綠營士兵等級是守兵、步兵（戰兵）、馬兵，再往上陞就是從九品額外外委，為最初級的官弁。步兵（戰兵）、馬兵的部分子弟，每月可以分得五錢餉銀，稱之為餘丁。餘丁可說是營伍跟役，擔任雜務和運輸的工作；若年滿16歲，遇上該營有守兵出缺，可以應考補兵。由於餘丁的出現，日後補兵常形成「親族鄉承、視同世業」局面。但從兵役制度來說，綠營仍屬於募兵制，而非世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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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兵制是綠營的產物。它能在臺灣實施，通常被認為與靖海將軍施琅（
1621-
1696）有關，不過當中的細節還需推敲。
1684年2月6日（
康熙22年12月22日）施琅上了有名的〈恭陳臺灣棄留疏〉，其內容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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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海氛既靖，內地溢設之官兵，盡可陸續汰減，以之分防臺灣、澎胡兩處。臺灣額設總兵一員、水師副將一員、陸師參將二員，兵八千名；澎湖設水師副將一員，兵二千名。通共計兵一萬名，足以固守，又無添兵增餉之費。其防守總兵、副、參、遊等官，定以三年或二年轉陞內地，無致久任，永為成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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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在這篇疏言中，他只有提到臺灣的駐兵，並沒有說明輪調方法。至於轉陞只是總兵以下，遊擊以上的將官，不是指士兵。那麼
班兵制是誰提議呢？內閣學士李光地（
1642-
1718）才是主導人。當時聖祖接到施琅的疏言後，曾召李光地策對。李氏明白指出施琅的萬人永戍法不可行，惟有三年一更番歸省，一番3,000人的輪調才是上策。不過
班兵制在
1684年（康熙23）已定案嗎？看來又未必。因為
1686年（康熙25）福建總督王國安曾奏請臺灣駐防兵丁，三年中陸續更換，所得到的結果是「下部議行」。於是乎要問
班兵制在何時實施？《國朝耆獻類徵．王國安》提到：「…見在兵丁到汛年月各不同，請將此內有願在臺者聽留外，餘按赴汛年月，三年調歸原營…如所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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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以釐清，臺灣駐兵建議是施琅提出，
班兵制建議是李光地提出，但決定付諸實行的時間在
1686年（康熙25）。
班兵對清廷控制臺灣極為重要，因為在一個沒有八旗的地方，它是唯一官方武力。臺灣被納入清帝國版圖後，成為福建省的一個府，防禦上也與福建連成一氣。
班兵可以說是福建綠營向外延伸的武力，這些弁兵到了臺灣組成臺灣綠營。假若臺灣綠營不足以彈壓地方，福建綠營隨後趕到支援，這種澎臺閩官方武力的依存值得重視，其中最重要是額兵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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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來看，可以歸納二個重點：第一是澎臺閩綠營的總人數，第二是澎臺綠營人數遞增與遞減的現象。對於前者，
1684年（康熙23）刊刻的《福建通志》，記錄了前一年攻臺時福建綠營人數為83,562。這可謂重兵雲集，因為當時鄭氏集結在澎湖的主力，也才6,000人。不過攻臺成功後，顯然不需要存留太多的兵額，於是開始裁軍。康雍時期初次裁減的人數不得而知，但從乾隆朝額兵人數來看，澎臺閩總兵力應維持在60,000餘人左右（編號6、7）。該數目一直維持到道光、咸豐都不變。當中可以發現，即福建增兵，臺灣減兵，反之亦然。例如：
1754年（乾隆29）福建綠營人數為66,726，澎臺額兵為12,670；但到了
1833年（道光13）福建綠營降為47,456，澎臺額兵增為13,921。
1849年（道光29）福建綠營更減為47,018，澎臺額兵增為14,657。只有
1853年（咸豐3）福建要應付太平軍攻勢，額兵微幅增加47,300名；同時期臺灣要應付嘉義賴鬃、鳳山林供事件，額兵亦微幅增加12,816，彼此才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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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很肯定的說，在清廷設計下澎臺閩6萬餘兵力，就是官方控制當地的主力。它可以透過調兵遣將靈活運用，假如兵力實在不足，再由他省支援。不過
1868年（同治7）由閩浙總督左宗棠（
1812-
1885）主導的「裁兵加餉」，大幅刪減澎臺閩兵額，原因是裁汰老弱、留下精壯、調高待遇。此時福建綠營減為16,298，澎臺額兵減為7,700。
1882年（光緒8）福建綠營人數再減至14,981名，澎臺額兵也降至4,500。臺灣建省後新設澎湖總兵官，
1893年（光緒19）澎湖額兵微輻增加至818名，這是因為「澎協」改制成「澎鎮」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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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後者，10,000名
班兵是康熙初年澎臺駐防主力。
1785年（乾隆50）也就是林爽文事件爆發前一年，綠營駐防臺灣人數不管如何增減，駐防澎湖人數始終維持在2,000名。直到林案結束後，清廷意識到臺灣本島必須加派更多的軍隊，綠營駐紮在澎湖的人數才減至1,858名。此兵額從
1795年（乾隆60），歷經嘉慶、道光、咸豐都未改變。簡言之，在綠營「可堪作戰」的時代，2,000至1,858名士兵就是戍澎的主力。事實也證明在
清法戰爭以前，這些額兵用來抵禦海盜，或者稽查走私、偷渡綽綽有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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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清代臺灣綠營研究，學者許雪姬為其先驅，特別針對
班兵有重要成果。考
班兵的運作，「點驗」福建綠營士兵來臺至為關鍵。來臺之前，被挑選的士兵先行造冊，內容為年貌、籍貫、疤痣、箕斗（指紋）。廈門與鹿耳門正口對渡時期（
1684-
1784），如果出發的營伍途經省城福州，就由閩浙總督衙門點驗才赴廈門。若營伍不經福州，即直趨廈門由水師提督點驗。這些士兵上船前往臺灣之際，亦由水師
提標中軍參將會同廈門海防同知再點驗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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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們搭乘船隻未抵達臺灣之前，會先在澎湖稍作停留補充食物飲水，此時澎湖水師協副將再點驗一次。若被查獲冒名頂替不符資格，就從澎湖直接遣回廈門。當中士兵若被分配駐防澎湖，點驗後直接前往澎協入營。其餘士兵繼續搭乘船隻航向鹿耳門，抵達目的地後，由臺灣鎮總兵官做最後一次點驗。不過
1758年（乾隆23）閩浙總督楊應琚（
1696-
1766）、臺灣鎮總兵官馬龍圖奏准，日後船隻不需停靠澎湖，以免曠日廢時，直接航抵鹿耳門由臺鎮收伍。由於駐防澎臺的士兵，以3年為期輪防，故名「
班兵」。到了19世紀中葉，福建忙於太平天國戰事，
1856年（咸豐6）一度把3年換班改成5年。可是經過本文的研究，
1861年（咸豐11）
班兵仍未換班，而歷史上最後一次換班是
1867年（同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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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兵制度阻斷了臺灣人當兵的機會，可是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出現轉圜。林爽文事件發生後，清廷急調長江以南各省綠營赴臺平亂。
1788年8月（
乾隆52年7月）高宗諭令在臺作戰綠營，可以就近於鹿港等處廣為招募充伍，藉此增加兵力。該規定似乎讓臺灣人有機會入伍，果然
1804年（嘉慶9）奏定章程，臺灣綠營可以在澎臺直接招募，但各營人數以十分之一為限。這些澎臺招募的士兵，在升遷上也受到限制。例如：臺灣綠營千總員額33名，臺灣人只能有3名。把總員額58名，臺灣人只能有5名。外委員額104名，臺灣人只能有10名。
1876年1月16日（
光緒元年12月20日）德宗下達諭旨，准臺地兵丁換班可不限名額就地招募。此舉使得綠營以土著為兵的特性，終於在澎臺得以實現，「
班兵」成為歷史名詞。爾後臺灣建省，福建「臺灣綠營」成為臺灣「臺灣綠營」，更有名副其實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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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19世紀中期，有遠見的地方官曾提出臺灣綠營可以一半就地招募、一半
班兵戍臺的構想。任官頗有好評的臺灣道徐宗幹（
1796-
1866）是倡議者，而且認為此法可以在澎湖實行。徐氏的理由是節省經費、澎湖民情質樸、戍澎
班兵驕悍可以制約。16可惜清廷不採納建議，還是依照上述執行有限度的募兵，過程中澎湖累積不少個案。《
澎湖廳志．文事》在「行伍」內容中記載，道光初
媽宮澳人林青露、林日光由水師
提標入伍，最後透過
班兵輪防回戍澎湖。
咸豐時期媽宮澳人黃贊承，直接在澎湖入伍，之後被拔擢為安平水師協右營額外，再陞任澎湖水師協右營把總。
同治時期媽宮澳人王立本、吳見祥、劉青華直接在澎湖充伍，三人也都陞任外委。甚至於澎湖鎮設立後，也陸續有人充伍。如
媽宮城內人王連貴、黃照熙，分別加入澎湖鎮標左、右營，也都陞任千總、把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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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學者余光弘對於澎湖
班兵會館研究也值得注意。福建一省若扣除臺灣鎮，另有7鎮駐防—屬於水師的福寧鎮、
海壇鎮、金門鎮、
南澳鎮，屬於陸路的建寧鎮、汀州鎮、漳州鎮。不過7鎮沒有全部派撥
班兵駐防澎湖，僅福寧鎮、
海壇鎮、金門鎮、
南澳鎮，再加上水師
提標與
海壇鎮閩安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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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3-2來看，金門鎮派撥
班兵人數596名最多，其他依序為水師
提標派撥人數379名，
南澳鎮派撥人數272名，
海壇鎮派撥人數251名，
海壇鎮閩安協派撥人數215名，福寧鎮烽火營派撥人數92名。不過步入19世紀，駐防澎湖
班兵原建制有些更動。水師
提標中、左、右、前、後5營，均派撥
班兵戍澎。
海壇鎮僅剩右營派撥
班兵戍澎。金門鎮、福寧鎮烽火營停止配撥，
海壇鎮閩安協與
南澳鎮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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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
班兵離鄉背井來到澎湖，會在鄉誼驅使下，興建所謂的「會館」做為聯絡情感處所。會館有如今日的同鄉會，參與者不一定限於
班兵，商民也可以加入，故運作上有寺廟、旅館（伙房）、當鋪、錢莊、租館、店鋪的功能。只是會館一旦建立，這些帶有武力的職業軍人，難免各自劃定「地盤」互分畛域，也造成軍民關係的緊張。
1990年（民國79）纂修的《澎湖縣志．城市志》對於
班兵會館座落有一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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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表3-3所述四個會館，另有福寧鎮
烽火館與閩安館。福寧鎮
烽火館找不到記錄。閩安館在清末文獻尚有記載，但現今已無蹤跡。根據
海壇館資料，館產還有所謂「安瀾館」。推測安瀾館可能就是閩安館，或許清末日治初期閩安館質押給
海壇館，才改名稱為「安瀾館」。可是不管是哪一個會館，戍澎
班兵之霸道驕悍不絕於書。早在
雍正年間就有「欺凌人民、奸占婦女」惡行。
1894年（光緒20）纂修《
澎湖廳志》提到澎湖養兵所以衛民，但兵不愛民，何樂有兵？實為一針見血的評論。由於清代臺灣社會對於
班兵紀律欠佳都有不良印象，常以「番子」來蔑稱他們。民間只有在與他們交往時，才會客套稱為「總爺」。另有「管甫」一詞，僅見於文人雅士的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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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兵再怎麼驕悍，戰力逐漸下降總是事實。歸納有幾個原因：其一，福建水師將領不需迴避，在領導統御上難免因鄉誼而誤事。就像戍澎
班兵胡作非為，但該營將弁大多是同鄉，很容易偏袒造成包庇。
1757年（乾隆22）高宗深知水師人才難得，亦無下令迴避，僅勸諭各武職嚴加督考，這使得美意成為結構性的問題。其二，
1805年（嘉慶10）臺灣綠營素質驟降。同年閩浙總督玉德
（？-1809）奏准在臺灣招募水師兵200、300人，對抗海盜蔡牽的入侵，但招募的對象竟是「遊手無籍」之徒。原因是讓他們隸名營伍，不致流為匪類有助地方治安。其三，
1853年（咸豐3）以後
班兵輪調斷斷續續，早已滿班的戍兵在澎臺登舟無期閒游生事，加上兵餉不易兼顧，綠營疲態至此湧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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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綠營每年歲需兵餉135萬，排名僅次陜西、甘肅，相較各省位居第三。臺灣綠營每年兵餉約26萬兩，佔閩省比例中的19％；臺灣府舊管銀115萬兩，兵餉又佔其比例中的22％。不過府庫存銀不能隨便動用，
班兵們想要領餉還需到福建布政司藩庫領運。由於臺灣綠營餉船必經澎湖，而且不管日後臺閩加開多少個正口，餉船仍要行走廈門—澎湖—鹿耳門航線，說明了澎湖在後勤經理有十分重要地位。可以想見若餉船在臺灣海峽沉沒，損失一定非常慘重。
1803年9月（
嘉慶8年8月）閩浙總督玉德、福建巡撫李殿圖
（？-1812），就曾奏報餉船在海上遇難，有機會讓我們一窺梗概，例如：每艘餉船大概裝載多少銀兩？搭載多少官兵人數？以及設法打撈的善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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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流程是每年臺灣鎮總兵官，以及澎湖水師協副將先物色官弁人選，齎帶文冊、配船內渡、赴司承領。人選最高職稱是守備，最低層級是外委，偶爾會加派低階文官如典史（未列入九品）隨行。餉船必須是水師戰船，不能調派民船。通常是5艘戰船組成1個船隊，4艘戰船充當餉船，1艘戰船擔任警戒護衛。當時運餉一次運足一個年度，臺灣本島綠營餉額22萬5千餘兩，
澎湖群島綠營餉額3萬3千餘兩，總額是25萬8千餘兩。這一大筆銀兩要用「鞘子」（盛裝銀兩的中空木桶）裝載，總共需要119個鞘子。不過這119個鞘子亦非平均運至4艘餉船，當時的記錄是第一與第二艘餉船各運47個鞘，第三艘餉船運載15個鞘，第四艘餉船運載10個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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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料
1803年8月8日（
嘉慶8年6月21日）船隊自廈門開航，第一艘餉船被颱颶吹至燈火澳（福建省漳浦縣赤湖鎮燈火鞍）觸礁沉沒，舵水兵丁100餘人大半溺斃，餉鞘、炮械沉失。8月11日（6月24日）第四艘餉船也在漳浦洋面遭風擊碎、沉失餉鞘。第二艘餉船雖然渡過臺灣海峽，但在鹿耳門口（臺南市安南區）遭風擊碎。甚至負責警戒護衛的戰船也遇風沉沒，確切地點不明。只有載運戍澎綠營的第三艘餉船，在8月12日（6月25日）被風打回廈門收泊，查點餉鞘與人數均安然無恙。沉失在漳浦縣與鹿耳門的沉船，地方官員派人打撈只能得到餉銀18個鞘而已。所幸臺灣府府庫還有上年度徵收的12萬餘兩可以支應，暫時化解兵餉解送不至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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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協副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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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職守與歷任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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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將的角色上，何謂將領？按綠營的制度，總兵（正二品）所屬稱「鎮」，副將（從二品）所屬稱「協」，參將（正三品）、遊擊（從三品）、都司（正四品）、守備（正五品）所屬稱「營」。營是領兵專守的基本單位，所以守備以上即可稱為將領。這些澎臺將領中，臺灣鎮總兵官品秩最高，麾下有三位副將各有所司、各守一方。然這三位副將，哪一位的層級職權最大呢？
1788年（乾隆53）高宗發給新任臺灣鎮總兵官普吉保
（？-1800）的敕諭透露出玄機，內文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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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命爾鎮守福建臺灣等處地方，駐劄臺灣府城，管轄本標中左右三營，統轄北路副將、臺灣水師副將、澎湖水師副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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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這三位副將職權的先後順序是北路（協）副將、臺灣水師（協）副將、澎湖水師（協）副將。會有如此的結果，實因率領營伍人數與管轄區域範圍為準。若以
1826年（道光6）的記錄，北路協副將坐鎮彰化縣城（彰化市），下轄中、左、右3營。中營亦在彰化，左營在嘉義、右營在新竹。可謂從嘉義以北、新竹以南，都是防守的區域，弁兵人數3,408名。臺灣水師協副將坐鎮夙有「府城天險」的安平（臺南市安平區），亦下轄中、左、右3營。除百餘名分駐鹿港、笨港（雲林縣北港鎮）、鹽水港（臺南市鹽水區）、東港（屏東縣東港鎮），絕大部分主力都駐紮在安平，弁兵人數2,221名。澎湖水師協副將坐鎮
媽宮（
馬公市），下轄左、右2營，弁兵人數在18世紀還有2,000名，19世紀減至1,858名，於是在澎臺三位副將中排名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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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對於副將的要求有哪些？
1723年2月5日（
雍正元年1月1日）甫登大位的世宗，發佈上諭對於各省副將、參將、遊擊的作為有一份期許，內容大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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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兵制，凡疆宇要地，既設提督、總兵率領鎮守；又設副將、叅遊分列營伍，遞相鈐轄。盖從古治兵有大帥，必有偏裨。所以宣揚威武，協賛軍機；收指臂之效，奠磐石之安也。爾等所属地形有險易，兵數有多寡，各宜預定練兵之法，親校騎射，嚴試技勇，簡拔驍銳，更換老羸。務令一營士卒，人材雄健武藝精嫻，又時教以行陣，使之步伐進退井然有法，日演月習氣壯心齊。自成有制之師，而無難折衝禦侮矣。乃有不肖將弁不勤訓練，按藉徒有虛名，責效毫無實濟，營伍廢弛危害最大。究其弊由於將弁之貪利而廢法，一在冒虛糧而兵無實數，一在剋月糧而兵有怨心。上虧天家之糧餉，下脧窮卒之脂膏。身司戎務而不能廉正以服眾，雖日示訓練之法，誰為之踴躍用命乎。…官軍之協守一方，所以扞衛一方之百姓，故曰設兵以衛民也。防亂於未萌，緝奸於已發。俾居民安家樂業共享昇平，自然受兵之利，而不受兵之害。倘或約束不嚴，縱兵肆虐，誘賭放債，恃強奪利；甚至地方小警，漫不防禦緝捕，以致奸宄滋蔓。徒卸責於有司，文武失和、秦越相視，殊背國家設兵鎮守之意……。
-
從上述引文來看，副將、參將、遊擊的重要性，在朝廷的眼中都是相同，因為他們都有鎮守、協守一方、捍衛一方的重任。不過營伍最大的弊端，就是虛冒糧餉與扣剋糧餉。它對於戰力危害之大，使得世宗即位後立刻諭令嚴防嚴辦。針對扣剋糧餉，200年澎湖水師協的發展，不能斬釘截鐵保證沒有，但嚴重到「兵有怨心」見諸於史料則相當罕見。至於虛冒糧餉在澎協歷史上就更罕見，因為
班兵每3年都要輪防，一旦輪防不同文武官員「點驗」次數很多，若有冒餉很容易查獲。對於澎協副將與遊擊而言，辜負朝廷所託即是「縱兵肆虐」一事。或許從
班兵會館起建開始，「
班兵殃民」已經是地方文武難以解決的問題。此問題之難解，可能與會館成為
班兵「外快」來源有關。它帶來的好處是不至於餉薄（主觀認知），或者真有冒糧扣剋情事，導致軍心不穩成為譁變的火苗。故百年來文武官員寧願「
班兵殃民」，也不願意「整治」
班兵會館，掃蕩各
班兵的「地盤」。另外，引文還提到一個重點，就是副將還需「預定練兵之法」。這就涉及到澎協副將兵學素養的問題。下表整理200餘年（
1684-
1886）每位澎協副將任期與陞遷，從中能討論諸多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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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3-4來看可以整理五個重點。其一，史料解讀。清代澎湖水師協歷任副將，都是17至19世紀的歷史。清末纂修方志時，對於這些副將名單整理，已經出現闕漏的情況。
1894年（光緒20）纂修的《
澎湖廳志》與《臺灣通志》是最重要二部史料，可是
1769年至
1778年（乾隆34至43）澎協副將姓名均已亡佚。再者，
1778年至
1840年（乾隆43至道光20），歷任副將雖有姓名，但沒有任期，也很難深入探討。幸好
1990年代編纂《重修臺灣省通志．職官志》，內容有澎湖水師協歷任副將與任期可做校補。然而清代方志與《重修臺灣省通志》記載仍有出入，即18世紀初澎協副將名單先後順序—王國興、尚宣、陳國任、王三元、趙呈烜。《重修臺灣省通志》的寫法參照
周于仁、
胡格的〈
澎湖志略〉，可是周、胡的記錄是孤證。於是筆者再使用不同版本《臺灣府志》，以及18世紀中期《
澎湖紀略》再行校正，並以《臺案彙錄》、《金門志》、《乾隆朝上諭檔》另做補充。
-
其二，歷任人數。清代澎湖水師協副將，在清末臺灣建省改制為澎湖鎮總兵官之前，至少116任。之所以稱「至少」，原因是
1772年至
1778年（乾隆38至44），大概有6年時間，史料找不到副將的姓名。另外第13任聶國翰也很特別（編號13）。雖然他被諭令調補澎協副將，但未及上任就被擢陞金門鎮總兵官。故扣除聶氏，在115任副將中，實任（實授）72任，署理（官階平行代理）18任，護理（下官代理上官）25任。署理與護理都是代理的意思，可能朝廷一時找不到適合人選實任，也可能想讓人才有磨練的機會，遂讓他「實習」。無論如何署理與護理，兩者總共有43任，超過整體三分之一不可謂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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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署理澎協副將雖是第20任陳倫炯，但他是回任。真正首位署理是第24任高地。推測在
1738年（乾隆3）以前綠營水師人才濟濟，沿海省分要找到勝任澎協職缺的人並不難，可是第32到44任署理變得很頻繁。第一位護理澎協副將是第47任載福。事實上第47任以前的代理，都是以澎協左營或右營遊擊身分署理。可是載福是澎協右營遊擊，為何他代理就變成護理？原來遊擊品秩是從三品，若被拔擢陞官可以擔任正三品參將。可是當時若沒有參將官缺，也會出現陞官至正三品，仍續任遊擊的情況。針對這一點，可以再比較第32任吳英漢個案。當時他是以
銅山營參將身分署理澎協副將，參將與從二品副將僅相差一個品秩，按規定是署理而非護理。再經過整理，史料沒有記載哪個營伍代理者有12任，澎湖水師協左、右2營20任，外營代理者11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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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是澎協下轄左、右2營，2個營的將領都是遊擊，若需要找人代理副將，何者為先？依照營制，澎湖水師左營遊擊管中軍事。38「中軍」是襄助副將管理營伍的將官，故副將出缺先由左營遊擊代理，若該職甫到任或其他原因，才會由右營遊擊署理。事實上從嘉慶朝以後，所謂代理都是護理居多。嘉慶朝25年（
1796-
1820），澎協副將一半實任（10名）、一半護理（10名）。原因是當時海盜為患嚴重，澎協副將都要出洋緝捕。過程中有人戰功卓著獲得陞遷，有人作戰不力降調薄懲，有人隨著戰況需要平調職位。但不管哪一個原因，副將出缺一時無人實授，只能由左、右營遊擊先行護理。道光朝30年（
1821-
1850），澎湖副將也是一半實任（10名），一半署理與護理（9名）。特別在
1832年（道光12）以前，署理與護理的頻率很高。不過最特殊還是
1862年至
1864年（同治元至3／編號106、107）。《臺灣通志》記下
1862年（同治元）護理澎協副將陳國銓因戴案自刎身亡，朝廷沒有諭令何人實授繼任？何人署理？何人護理？直到
1864年（同治3）才令澎協右營遊擊劉文珍護理。這二年多的時間史料無載，然澎協不至於無人帶領，應該還是左營遊擊管中軍事「自行暫代」。
-
其三，歷任任期。200餘年時間澎協副將至少116任，平均一任有近2年的任期。任期最久的是第109與111任的吳奇勳（
1830-？）。他的第1任從
1867年11月（
同治6年9月）開始，
1870年1月（
同治8年12月）卸任，任期2年2個月。可是第2任任期就相當久，從
1870年12月（
同治9年閏10月）至
1879年5月（
光緒5年4月），任期8年5個月。二個任期合計10年7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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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第二是第94任
詹功顯（1779-1854／編號94）。他自
1832年（道光12）以澎協右營遊擊身分護理，
1837年（道光17）再以艋舺營參將身分署理，
1840年（道光20）實授澎協副將，正值鴉片戰爭爆發，直到隔年陞任金門鎮總兵官才卸任，在位總共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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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第三是第2任張旺，第61任李南馨與第86任常遇恩，前者從
1686年至
1691年（康熙25至30），中者從
1790年至
1795年（乾隆55至嘉慶元），後者從
1825年至
1830年（道光5至10）。三位任期分別是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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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慶朝25年期間，除了上述半數實任、半數護理外，總共20名澎協副將，平均任期不到1年，遠低於平均值亦是重點。當然第75任陳夢熊任期4年為當中的異數。嘉慶朝的特異性還不只於此，最後5年—從
1816年（嘉慶21）開始，擔任澎協副將都是護理，例如：蕭得華、莊秉元、陳一凱、蕭得華，直到第81任熊廷揚接任才是實授。護理當道的現象，又在道光朝重演一次。
1830年至
1836年（道光10至16），歷任的沈朝冠、江鶴、楊武鎮、謝建雍、陳景嵐，甚至於初次接任的
詹功顯都是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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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重點是回任，這是普遍現象。案例是雍正朝的陳倫炯，
1723年（雍正元）實任，
1732年（雍正10）署理。乾隆朝的吳英漢，
1753年（乾隆18）署理，
1754年（乾隆19）再行署理。乾隆朝的林貴，
1754年實任，
1755年再行實任。嘉慶朝蕭得華，
1816年（嘉慶21）護理，
1818年再行護理。道光朝陳化成（
1776-
1842），
1821年（道光元）署理，
1822年（道光2）實任。道光朝沈朝冠，
1823年（道光3）護理，
1830年（道光10）再行護理。同治朝吳奇勳，
1867年（同治6）實任，
1870年（同治9）再行實任。光緒朝蘇良吉，
1880年（光緒5）實任，
1885年（光緒11）再行實任。故116任澎協副將，扣除8任回任，實際人數為108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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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歷任籍貫。清代任官有所謂迴避制度，即同省之人不在同省任官（500里以內），避免鄉誼沾親帶故，造成人情關說的困擾。然而水師人才難得，必要時可以不需迴避，直接在原籍任官。歷任108名澎協副將，竟然有二位是臺灣人。這二位是第70任王得祿，以及第101任王國忠，恰巧二位都是嘉義縣人。然而二位王氏命運卻大不同，王得祿官至浙江提督，王國忠卻在戴潮春事件中陣亡於斗六（雲林縣斗六市）。另一位與臺灣關係深厚是第82與84任陳化成。陳氏原籍泉州府同安縣，但童年時隨兄長與兄嫂來臺灣謀生落腳於新莊（新北市新莊區）。及長回原籍應募加入綠營，之後屢立奇功漸次拔擢。第一次擔任澎協副將，以福寧鎮烽火營參將身分署理；第二次先任臺灣鎮臺灣水師協副將，後平調實任澎湖水師協副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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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歷任澎協副將，扣除籍貫不明者5名，其餘來自三大省分—福建55名、廣東21名與浙江13名。原籍福建之中，同安人20名超過三分之一比例甚高。同安人向習海洋與水戰，橫行浙閩粵的海盜蔡牽（
1761-
1809）就是同安人，奉命追捕他的水師將領，如李長庚（
1752-
1807）、胡振聲（
1746-
1804）、陳化成也是同安人。再者，閩粵客家人也亟需注意。可以清楚辨識者，如乾隆朝「漳州客」林呂韜、「四縣客」嚴鳴臯、「四縣客」葉巨剛、「四縣客」魏大斌、「漳州客」黃象新、「四縣客」李南馨，嘉慶朝「饒平客」蔡安國，以及道光朝「漳州客」沈朝冠、「漳州客」江鶴、「漳州客」謝建雍，同治朝「饒平客」張顯貴，總共11名。頗值得一提是澎協副將原籍閩粵浙總共89名，占整體108名比例約有五分之四，但清初前七任多是北方人，只有首任詹六奇
（？-1692）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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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歷任出身。清代任官若是文官，必定是進士出身，在仕途上較能平步青雲。然武官想透過科舉，從武生員、武舉人、武進士，在官場上功成名就，通常都需要領兵歷練。因為身為將領，最重要的是立下戰功，而非書空咄咄、紙上談兵。108名澎協副將，扣除不知出身28名，行伍出身者高達58名（不知出身者是行伍可能也不少）。所謂行伍就是從士兵開始，一路拔補擢陞，最後實任總兵、提督。此等澎協副將之個案，包括：詹六奇、張旺、王國興、藍廷珍、呂瑞麟、章隆、楊瑞、林洛、林貴、談秀、林呂韜、黃象新、胡振聲、陳夢熊、郭繼青、陳化成、
詹功顯、謝焜、邵連科，總共19名。武科出身，又能陞遷實授總兵、提督，只在乾嘉才有個案。諸如：朱杰、葉相德、嚴鳴皐、魏大斌、李南馨、李長庚、何定江、王得祿，總共8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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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最富傳奇色彩是第99任張保（
1786-？）。嘉慶初年海盜蔡牽勢大，廣東的幾股海盜也趁時而起，其中實力最強就是以香港島為巢穴的張保仔。
1810年（嘉慶15）張保仔所屬的海盜「紅旗大幫」，被兩廣總督百齡（
1748-
1816）圍剿勢衰，於是率眾投誠被封為千總，改名張保。日後張保在廣東海域追捕海盜有功，一路陞遷為功名最高位—澎湖水師協副將，最後在澎湖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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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澎協軍令與軍政上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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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協副將與臺灣鎮總兵官的互動，軍令傳達上臺鎮理當是澎協上司毫無疑問，可是在軍令調度上兩者關係並不密切。或許澎湖隔海遠離臺灣，臺鎮每年需要南、北巡閱考校營伍，「向例」不包括澎湖。筆者從宮中檔案也發現，可查資料從
1751年至
1870年（乾隆16至同治9），都沒有臺鎮親往澎湖視察的記錄。這使得澎協副將坐鎮在澎湖，猶如大員獨當一面，故也被稱為「協鎮（副總兵官）」。不過澎協左、右兩營弁兵還是需要考校，其法有三種：一為臺鎮派任委員抵澎考校。二為澎協副將選派隊伍來府考校。三為福建督撫巡臺時，在澎湖稍作停留考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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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管三種當中哪一種，澎協屬於水師其考校項目，有陸操如佈陣連環、籐牌跳舞、馬步弓箭、鳥槍中靶，以及水操如駛船把舵、折戧轉篷、施放火具、爬桅泅水、水中對械。從僅見的史料來看，臺灣鎮標中、左、右三營，或者臺灣水師協中、左、右三營，大多列為第一等。
1816年（嘉慶21）福建巡撫王紹蘭（
1760-
1835）列澎協為第二等。
1824年（道光4）閩浙總督孫爾準（
1772-
1832）稱澎協弁兵，「鳥槍中靶不及分數、弓馬稍行軟弱」，訓飭該管將弁並列為第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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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特別是有些考校結果，對於臺灣本島各營伍詳列等級，但對於澎協卻一筆帶過。例如：
1828年（道光8）臺灣鎮總兵官劉廷斌即命令澎協調派兵丁來府考校。劉氏沒有說明結果，只提到副將
孫得發與遊擊江鶴，俱年力精壯、操防謹慎、無虞廢弛。同年福建水師提督劉起龍巡閱臺灣，從廈門航抵澎湖，旋校閱澎協官兵操陣、考驗營伍技藝、察訪民情安貼，同樣也沒有提到校閱後的等級。19世紀中期以後，對於澎協戰技的評比，很可能是官樣文章。因為
1831年（道光11）福建陸路提督馬濟勝（?-1836），亦循例來臺校閱，途經澎湖因風勢強勁不能收泊遂往臺灣。抵臺後馬氏命令臺協副將黃貴前去驗看澎協，亦聲明操陣合式，核其鎗箭中靶，「多數」亦俱足額。再查驗各營旌旗、軍裝、器械等項，均屬鮮明鋒利。陸路馬匹、水師戰船，除例准倒斃、送廠修造外，餘俱足額。
1835年（道光15）臺灣鎮總兵官張琴巡閱各伍，澎協弁兵由副將
詹功顯親自帶隊前來府城。當時考校等第是鎮標3營第一，之後依序為城守營、臺協3營、艋舺營、滬尾水師營、北路協3營、噶瑪蘭營、澎湖協2營、南路營、下淡水營。45看來澎協戰力在臺灣綠營中，大多維持在中等或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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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協副將既然鎮守海隅，軍政上跟他往來密切者，即是澎湖最高文官—澎湖廳通判。通判品秩正六品，相較於從二品副將，位階似乎小了許多。然而清代官場上，文官身分大於武官，更何況通判職權有不少是制衡副將，故不能小覷。通判職司涉及到文武事，主要有五項—宣講上諭、稽查汛口、支放糧餉、查點
班兵、修繕墩臺營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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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講上諭。澎湖每月朔望會同協營各官，在今天后宮恭設香案，請上諭牌位、行三跪九叩之禮，再分東、西就坐。講生先用官話宣講《聖諭廣訓》一遍，再用土音（閩南語）詳為細講。此由通判負責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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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查汛口。澎湖
媽宮澳終年無論南、北風皆可停泊，故
媽宮澳汛是最重要汛口。通判必須偕同該汛官弁查驗，按月將查驗過後的船隻，造冊詳報總督、布政使與按察使衙門。不過實際作法，通判可能不會每次親往，而是命令書吏分擔此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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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放糧餉。上文已經提到，澎協每年餉銀是前往布政使藩庫解餉，一次運足一個年度存放通判衙門庫房。不過為應付不時之需，澎湖廳要預貯半年兵餉1萬6千兩以備救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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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點
班兵。澎協左、右兩營
班兵輪調，通判必須會同副將一起查點，還需查驗器械是否精良，造冊後營廳各放一本以供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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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繕墩臺營房。澎協新建營房、炮臺由工部撥款起造，可是日後的修繕就由臺灣府府庫支應。
1790年7月（
乾隆55年6月）澎湖受到颶風襲擊，倒壞不少兵房、炮臺、望樓、旗桿、牌坊、
照壁、烟墩。閩浙總督覺羅伍拉納（
1739-
1795）、福建巡撫浦霖（?-1795），從省垣委派曾中立（主講臺灣海東書院，曾任六堆大總理）赴臺，並與臺灣知府楊廷理（
1747-
1813）抵澎勘災。當時楊氏命令通判蔣曾年，會同澎協副將李南馨確勘，從臺灣府府庫動用工料銀3,214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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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水師協在副將的統率下，成為臺灣海峽守衛的基石。然而清廷卻沒有意識到，透過大陸、群島、大島，進而控制整個海峽的重要性。不過以當時善習弓馬騎射，不熟洋面海域的滿族統治者來說，要求他們具備海權的知識也太困難了。清末臺灣建省以前，澎湖的地位僅是海峽航線的中途站。只要固守這片群島，不讓海盜犯境、走私偷渡橫行，就是海防最高指導原則。澎、臺、閩的官員如何執行朝廷給予的任務，自身有無更積極的作法，這都是戍澎將弁兵丁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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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引用｜增修澎湖縣志（軍事志）
知識建檔｜2026-07-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