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紀末康熙年間台灣方志記載，澎湖地區已有「大滬二口、小滬二十口」，這些
石滬始自
明鄭時期為官方徵稅的對象。雍正年間，原歸臺灣縣管轄的澎湖官制升格為廳，統治層級的提升也促使徵收的「滬稅」隨之增加至80口左右，爾後自17世紀中期以迄19世紀末期近160年間，這些滬稅可以說毫無改變。澎湖自
雍正5年升格為廳，在短短數年內由22口滬稅的規模倍數成長至近80口，雍正年間也應是澎湖
石滬增加最快速的時期。然而，官方對地方的統治力相對而言還是十分薄弱，而且
石滬必須繳稅，為了減輕賦稅的支出，滬主極可能「以多報少」；光緒初年，清朝又豁除澎湖報部的船網、繒、滬等項雜賦，縱使
石滬不斷的興建，也無法反映在滬稅的徵收上。因此，清代澎湖的
石滬也一直停留在「大滬兩口，小滬六十九口半」的刻板印象上。從日治初期《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的統計資料顯示，
1910年澎湖已有353口以上的
石滬，
1913年的
石滬資料也顯示資料
石滬絕大多數興建自17世紀末，以迄19世紀末的兩百年間。日治初期（
1895-
1910）澎湖新建的
石滬數量不多，日治中期以後（
1911-
1945），才有較多新建或改建的紀錄。此時期因沿海空間較容易興建
石滬的淺水區近於飽和，因此多往較深的水域發展，困難度的提升也造成興建的時間較長，
石滬增加的數量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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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戰後，澎湖新建的
石滬已呈現停滯的現象，漁民向官方提出漁業權登記的
石滬也逐年減少。然而
1990年代中期以及
2006年的
石滬大規模調查，澎湖
石滬的數量約近570口。因此，合理的推估清代澎湖地區的
石滬應有500口左右的規模，加上
日治時期所興建的
石滬，才能與
1990年代以後所調查近570口的
石滬數量相契合，接續澎湖
石滬三百餘年發展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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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居民三百餘年來競相投入
石滬築造的工作，就社會文化而言，
石滬不僅是早期血緣家族或地緣團體拓墾的軌跡，也是傳統聚落對沿海領域使用權的延伸。澎湖的農業、漁業活動多受到自然環境的限制，尤其強烈的
東北季風不僅影響農業的發展，漁船也因強風而片板不得出海。
石滬漁業適得其反，風浪越大的天候，
石滬提供魚類躲避的最佳場所，漁獲量較佳。
石滬也成為早期漁民捕魚謀生的利器，不僅提供經濟生活的基礎，擁有
石滬更是社會地位的象徵。尤其在二次戰後初期，澎湖動力漁船多數毀於戰亂，百業蕭條。
石滬漁業適時提供支撐的力量，成為當時澎湖漁業經濟的中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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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滬的興建必須耗費龐大的人力與物力，其價值與土地、房屋等不動產等同。股權的轉移，通常透過婚姻關係的建立與買賣契約的訂定。漁民也因此把
石滬的股權贈送給宮廟的神明，以彰顯神恩並祈求神明的保佑。
石滬不僅強化地緣與血緣的連結，也是澎湖自然與人文環境結合的產物，在澎湖傳統社會中扮演著多元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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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貝嶼位在澎湖
北淺漁場附近，四周礁棚寬廣，潮差極大，漁業資源豐富，
石滬漁業非常發達，不但是
石滬的數量或分佈密度都足以稱冠全縣，
石滬的造形似乎也堪稱為澎湖
石滬的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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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貝石滬的建築形式，因為檔案資料不足，後人已無法追根究底；只能參考
日治時期的
石滬漁場圖及現在的衛星航測圖，來對清朝中葉（
1776年）以後的狀況做些比較合理的推估。根據日治中期（
1913年止）的資料，
吉貝石滬的數量共有72口，其中有57口（將近8成）是弧形的石堤形式，而且大多設有「岸仔」（小支堤），有滬房的
石滬只有15口（約佔2成）。可能早年
吉貝人修建的
石滬大多只是一道可以在退潮時阻斷魚兒退路的弧形石堤，後來才逐漸有附設岸仔來縮小集魚（抓魚）水域的做法。在體會到把滬中的魚誘集到岸仔和石堤之間的水域捕撈的方便性之後，才有人（據說是一位名叫陳石臨的
吉貝人）嘗試著把
石滬設計成有滬房的形式，但是起先這種做法並不很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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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房在
日治時期以後才成為
吉貝石滬常見的結構，在現在所知的108口
石滬之中，有滬房的已高達4成（有43口），除了上一階段已有的15口之外又增建了15口，也有13口原來的弧形石堤被改建為有滬房的形式。同一時期的弧形石場也增加為65口（約佔6成），其中上階段傳下來的有44口，這一階段新建的有21口。在目前還有跡可尋的82口
石滬之中沒有滬房佔1/2強，另外佔1/2弱的有滬房
石滬之中則包含了雙滬房的及滬房中再設「岸仔」的
石滬各2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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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來源｜澎湖文化資產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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