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美島到底何時方有人跡眾說紛紜，但最早應該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時代早期。這點由臧振華教授所著的《澎湖
七美島史前石器製造場考古發掘計畫報告書》可窺之甚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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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傳
七美島在明太祖期間有自閩、浙地區遷來的一批居民，之後廢除澎湖巡檢司，島上居民被迫遷回中國大陸，從此
七美島就常淪為倭寇和海盜棲息之地。到了明末清初，又有第二批從大陸遷來居民到此，據說
中和村山頂一帶的夏姓就是當時來的居民，隨後陳、呂、吳、許、張、顏等大姓也陸續遷到
七美島來。近幾年來，臧振華教授等人
民國七十二年（1983）七美人塚西北方約兩百五十公尺處，發現距今約四千五百年前之『細繩紋陶』南港文化遺址，並且先後於
民國七十二年（1983）、
民國八十九年（2000）在
七美島上發現了三處『石器製造場』遺址，分別有：南港、
東湖、
西北灣石器製造場，使
七美在台灣的史前時代扮演著重要角色。本鄉位於澎湖群島最南端的一個獨立島嶼，舊名有「
南大嶼」、「南嶼」、「
大嶼」、「
南天嶼」、「
大嶼澳」、「
大嶼社」等稱呼，其中以「
大嶼」稱呼為最早，在清初
康熙廿四年（1685）蔣毓英纂修的《台灣府志》即已記載，
光緒十九年（1893）在
林豪的《
澎湖廳志》也有「
網垵澳」的「
大嶼社」，即有「
大嶼」島的稱呼，並在「島嶼」的說明中，亦有「
大嶼」之稱。
明治時代，
網垵澳改稱網垵辦務署，
明治三十年（1897）大嶼社改稱
大嶼鄉。
明治四十二年（1909）；「網垵支廳」下設「網垵區」及「
大嶼區」；
大正九年（1920）改稱「
大嶼」，隸「高雄州澎湖郡
望安庄」；昭和元年
（1926），復歸屬「澎湖廳
望安支廳」；
昭和十九年（1944），
大嶼由
望安庄畫分成立一庄；臺灣光復的翌年（
民國三十五年），依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公布的「臺灣省政府組織規程」改稱為「
望安區
大嶼鄉」，將
日治時期原有之
保甲制度廢止，改設村、鄰。全鄉設有東西村、中平村、南海村等三村。後「區」於同年六月裁撤，乃獨立為
大嶼鄉。
民國三十八年（1949），澎湖第四任縣長劉燕夫蒞鄉巡視時，為表彰曾有七位女子不受倭寇欺辱，而投井殉節的貞烈事蹟，遂召集地方知名人士研議後，將「
大嶼鄉」易名為「
七美鄉」，呈請省府於七月二十日核准，「
七美鄉」之名由此而定之。
民國三十九年東湖、西湖、中和、
平和、
海豐、南港等六村，成為鄉公所的行政村，迄今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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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七美島位於澎湖群島的最南端距離高雄只有短短的五十八海浬，離
馬公更只有是二十九海浬，但早期因為海洋的隔離交通不便，居住環境稱得上封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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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引用｜《續修
七美鄉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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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明、清初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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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七美島見諸於歷史文字的記載，最早推估可以溯及宋朝，此時「澎湖」一名方正式見於史書之中，據《宋史》之《外國傳》有關流求國（即今之臺灣）記載：「流求國在泉州之東，有海島曰彭湖，烟火相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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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以上記載，
乾隆六十年（1795）洪亮吉所著之《臺灣府圖志》認為：「按澎湖，在宋時，屬琉球。」顯然宋時澎湖諸島（包含
七美）已廣有人居，且與福建沿海人民有所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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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史書上有漢人居住澎湖的確實記載始自南宋，如樓鑰《攻媿集． 卷八十八》泉州知府〈汪大猷行狀〉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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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道七年（1171）四月起知泉州，到郡……郡實臨海，中有沙洲數萬畝，號平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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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理宗寶慶元年（1225）宗室趙汝适著《諸蕃志》中，明確的指出：「泉有海島曰彭湖，隸福建晉江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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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十一月澎湖才正式設巡檢司治理，隸屬福建行省泉州路同安縣。元朝的《島夷志略》並更清楚地說明了澎湖的村落港口數量與民俗風土：｢島分三十六，巨細相間，坡壠相屬，有七澳居於間，各得其名。自泉州順風二晝夜可至。有草無木，土瘠不宜禾稻。泉人結茅為屋居之。氣候常暖，風俗朴野，人多眉壽。男女穿長布杉，繫以土布。煮海為鹽，釀秫為酒，採魚蝦螺蛤以佐食，爇牛糞以爨，魚膏為油。地產胡麻、綠豆。山羊之孳生數萬為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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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書並說明到元末至正九年（1349）時，澎湖已改隸泉州路晉江縣，其中倚海維生、山羊生養眾多的景象至今仍在
七美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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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到明朝，明太祖朱元璋鑑於倭寇、海盜為患，對於外國沿用元朝的貿易統治，原則上只准朝貢貿易，外國來中國貿易的時間、船數、人數均有詳細規定，對於治下黎民，則恐沿海百姓勾結倭寇，危害海防安全，故禁止百姓出海與外邦通商，造成了將澎湖徙民墟地的「墟澎」政策。《萬曆重修泉州府志》對於當時的澎湖有如下之形容：「東出海門舟行二日程曰彭湖嶼。在巨浸中，環島三十六，昔人多僑寓其上，以苫茅為盧舍，推年大者為長，不畜妻女，以耕漁為業，其地宜牧牛羊，散食山谷間，各剺耳為記。訟者取決於晉江縣，城外貿易，歲數十艘，時為泉州之外府。後以倭患墟其地，或云抗于縣官，故墟之。今鄉落屋址尚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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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明太祖洪武廿年（1387）， 11 因東南沿海長年海盜倭寇為患，竟行徙民墟地政策，逕廢巡檢司，徙原有居民至泉、漳二州安置；嘉靖間，以海防故，復設巡檢司；旋罷，而澎湖又棄為甌脫矣。清初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九十六便記錄下這段史實，類似的記載內容也出現在
胡建偉所著的《
澎湖紀略》卷二地理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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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湖嶼⋯⋯明洪武五年，湯信國經略海上，以島民叛服難信，議徙之近郭。二十一年，盡徙嶼民，廢巡檢而墟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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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此的治理政策，無疑是將具有生產力且奉公守法的邊疆良民遷走，反而留給海寇外患化外之地的喘息空間，浪費珍貴的宜居土地與自然資源，棄守原本可以作為海疆沿岸前衛的島嶼，反使海寇外患更逼近閩浙沿海肆虐，一如清朝末年的《
澎湖廳志》所評論明朝之禁海令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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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紀略》載：
南大嶼、東
西嶼坪，距廳治較遠，曾經封禁；蓋恐鞭長莫及，為奸宄所混跡也。抑知國家聲教四訖，山陬海澨，莫非食毛踐土之區，豈於區區小島而化外置之？且居此島者，皆耕釣良民，有家室之安、有舟楫之利、有比鄰以資守望、有澳甲水汛以互相稽查，其於
媽宮廳治，無異手足之衛頭目也。脫令空曠無人，安知不為奸宄所竊踞，轉末由驚覺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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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明朝中晚期嘉靖、隆慶、萬曆年間，俞大猷、戚
繼光等經略閩浙海疆頗有功效，海賊倭寇之患漸息，12 加上據翁佳音老師考據，13 雖然可考的明朝禁海令與虛澎政策至少有兩次（洪武廿年和隆慶五年）將澎湖群島居民遷居他地、虛其地，但實際上明朝政府既無設文官駐地治理，福建汛防水師在朝廷明文規範中，一年之中只有半年左右時間巡防澎湖，僅在春、冬兩季，各巡守澎湖諸島嶼海域2～3 個月，且隨著大明國力江河日下而逐漸蒙混曠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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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海禁令實際上也隨著明朝國運將終而逐漸廢弛，加上澎湖諸島當時是荷蘭東亞海上貿易的重要糧食運補、貨物轉運、避風整修據點之一，民居於此多有商販貿賈之利可資營生，於是閩南沿海居民在生存壓力下，被
七美島臺灣堆海域特殊的天然漁場條件與貿易商利吸引，於是又有閩南漢人移居
七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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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此終明朝一代，雖然
七美在大明官方文書上，皆被朝廷視為棄地禁地不可移居報墾，但反而在明末時期的西方地圖文獻中可覓得蹤跡，且對地貌輪廓與周圍航道水深，尚能有所具體紀錄，比對以下在明
崇禎十三年（1627）由荷蘭牧師Francois Valentyn 編著之《新舊東印度誌》第四冊中的插圖《KAARTVAN HET EYLAND FORMOSA EN DEEYLANDEN VAN PISCADORES 1627》（荷文：福爾摩沙和澎湖群島地圖
1627年）中，可以看到
七美以荷蘭語被標示為｢南島｣，並還有沿岸水深之記錄。或據學者研究由Johannes Van Keulen 所繪製在西元1654～1715 年間成圖的《澎湖海圖》，也可以看到對
七美島以荷蘭文之南島標示。以上兩幅荷文之
七美島海岸線輪廓與
澎湖本島之相對位置，都與近代之地圖測量相距不遠，比同時期的中文地圖清楚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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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相近年代稍後期的南明鄭經政權出版的《永曆十八年
（1664）臺灣軍備圖》中，除澎湖
媽宮澳地名標示與港灣特徵清楚外，南方指標示了
將軍澳與八斗（即
望安），
虎井被誤植在
馬公北方，
七美則不見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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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整理中可以看到此些宋、元、明朝早期文獻中的澎湖，對於所隸屬疆域島嶼之說明甚為概略，或以天罡之數象徵概述澎湖島嶼眾多而缺乏實徵，如：｢羣島錯立｣、｢島分三十有六，巨細相間，坡隴相望，乃有七澳居其間｣、14｢舊言三十六島，實則有名可紀者五十有五也｣，15 可以推估出古人已概略知曉澎湖一帶有諸多島嶼，但由於觀測紀錄者對於大陸近海以外之海域所知不多。即便查考相對接近現代的清朝志書中的澎湖航海圖志或輿圖，也都能發現對於澎湖諸島距離、面積比例尺、相對地理位置或島嶼地形輪廓描繪的多顯粗略甚至有明顯錯誤，16 加上中原王朝的統治者多數對海洋疆域治理的不重視，僅將澎湖一帶視為軍事防禦要衝與漁民出海暫時休整之基地，故對於澎湖海域的島嶼的命名與實際統治管理不甚熱衷，但由於
七美為澎湖群島之最南端，亦是澎湖群島中面積第五大之大島，顯然必在上述澎湖早期文獻中所述及之諸島嶼之列中，只是古人未及詳述而已，反而彼時西方海權強國如荷蘭東印度公司正值大航海殖民時代，澎湖群島作為重要貨物轉運貿易運補據點，反在17 世紀之西方文獻地圖之中可覓得
七美島的蹤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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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引用｜《續修
七美鄉志》
知識建檔｜2017-11-16。知識更新｜2025-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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