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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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4年8月底，荷蘭人拆毀澎湖紅毛城進入臺南安平，開啟所謂「荷蘭時代臺灣史」時期後，歷史聚光燈便轉照臺灣本島。似因背景燈光暗滅，
1624年至
1661年期間，澎湖在一般歷史書籍中大都被脫落、忽略；連帶地，16、7世紀以來的臺、澎密切結構，也因而空缺、隱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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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探索之光投射上述幽暗面，是本文首要趣旨。幾年來，我再而三提出臺灣史研究與敘述中，有個值得省思的趣味現象，即：一些聚落雖然長期自律性發展，卻往往改朝換代後，因某些緣故而歸零重來，所以聒噪主張再加強歷史連續性，或貫時縱切面（Diachronic）之探討仍有必要。澎湖早期史，這種現象似乎頗為嚴重，更值得探討。至少，宋元時代即有人居的澎湖，1387年（明洪武20年）遭明政權「盡徙嶼民……墟其地」，歷經兩百年（1571，明隆慶5年），又被「虛其地」；得等到17世紀末清朝領有澎湖「招徠安集」後，「人始有樂土之安，而澳社興焉」，從而「生齒日繁」。換句話說，如果按照傳統官方論述，澎湖在16、7世紀近代初期間，僅是「盜子賊假息淵藪」、「不逞者潛據其中」之甌脫地，土地庄社往往為荒蕪待闢、變動不居的非穩定狀態。這是事實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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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無力討論16世紀以前，僅在重審16、7世紀相關中外文獻，尤其是1624至
1661年間的史事，看可否對既定論述有所調整。然而，貫時縱切探討澎湖早期史時，勢必觸及與臺灣本島關係，這又牽涉到通時橫切面（Synchronic）的考察。臺、澎兩地發生關係，乃至成今天國族共同體，由貫時觀之，早在明鄭就開始形成，這又與近代初期東亞海域交易往來圈橫切面結構有關。本文次要之旨，即在複述這種結構，以為互相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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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求兼顧縱橫面下，本文進而試圖初步補闕「荷蘭時代臺灣史」中的澎湖史，進而對澎湖人長久以來把
文澳「
紅木城（埕）」視為荷蘭「紅毛城」之事，提出一個調和傳說與事實的新假設。最後，我會粗描臺澎兩岸的有趣人物往來關係，再確證臺灣史有被忽略的連續性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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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東亞海域交易往來圈的大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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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先從臺、澎結構關係，亦即橫切面角度談起。臺、澎形成一體，若僅由明鄭在澎湖設安撫司，清廷領臺澎湖改隸臺灣府後算起，多少是拘泥於政治史角度，甚至是臺灣本島人立場的片面觀點。研究視野放回當時現場，我們即可發現，近代初期臺灣史並非從臺南安平寫起，而是由傳統中國「東、西洋」航路的海洋場域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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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初期東亞世界經濟中，中國天朝為中心的政府朝貢貿易，以及民間海外通商網絡，是主要結構之一。當時中國海外貿易，分東、西兩洋路，而「澎湖僻在興、泉外海，其地為漳、泉南戶，日本、呂宋、東西洋諸國所必經。南有港門，直通西洋」，可見澎湖當時在東亞海域交易往來圈的重要角色。然而，自16世紀20年代發生日本朝貢爭端，繼之葡萄牙、西班牙人東來，東亞海域更形波瀾起伏。閩粵素來以海為田的福佬（包括潮汕福佬，即所謂的「潮州人」）漁民、海商與海盜，航經澎湖、臺灣愈加頻繁。16世紀中葉，著名潮汕福佬海盜林道乾、林鳳等人，前仆後繼與明朝在澎湖、臺灣等地，玩起官兵捉強盜的歷史劇，澎、臺成為官方眼中的海賊非法巢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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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2年（
萬曆20年），明朝因「倭犯朝鮮，哨者云將侵雞籠、淡水，雞籠密邇彭湖，於是議設兵戍險。二十五年
（1597），增設遊兵，春冬汛守。四十五年
（1617），倭入犯
龍門港，遂有長成之令，兼增衝鋒遊兵以厚其勢」。臺澎發生一體關係，至遲在16世紀中葉已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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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澎湖附近海域「商漁舴艋，日往來以千數」，熱絡景象自可想見。葡、西等歐人把澎湖
西嶼、
望安分別稱呼「漁翁」、「海盜」之島，良有以也。此外，
西文文獻中的海盜密秘島Touznacaotican（Tonznacaotican），乃至是Ancon（Aucon）、Corchu，以及Plon等島，據學者推定，應指澎湖各島。要言之，澎湖附近海域，是各色漁民、海商與海賊的場域；大背景海洋場域結構，使澎湖與臺灣必然甚早發生關係；澎湖是場域主角之一，近代初期臺灣史序章，澎湖先登場。11歐洲人初來東亞，正面對著上述海洋場域。
1604年，荷蘭人從爪哇出航，原本要到澳門擇地尋求與中國貿易，卻因漢人水手「不諳」水路而「飄」到漳泉海岸，落腳澎湖準備招商；
1622年，他們捲土重來謀佔澳門，失敗，「又」退居澎湖。此非偶然，是結構。持平而論，就當時歐洲海船停泊港口條件來說，所謂「國際強權唾涎」之地的臺灣，還比不上澎湖。澎臺之間差異，以政治角度觀之，在於是否屬大明中國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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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屬版圖內，荷蘭人不得不退而佔領共同體另一岸、版圖外的臺灣，是勢所必然。荷蘭領臺後，澎、臺政權各有歸屬，但長期以來的東亞海域交易往來圈並未因之瓦解，反而更形密切。荷蘭佔領臺灣期間，澎湖雖在中國版圖內，卻仍然繼續維持微妙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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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澎湖在明代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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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人拆城離開後，一般認為此東方海上孤島，因明朝國力衰弱無暇他顧，故再度淪為中國化外之地。甚至有些清代方志記載說澎湖與臺灣一樣，一併「租給」荷蘭人。當然，這不是事實。但這種誤傳卻相對顯示，澎湖自
1624年以後地位變得相當微妙，與臺灣共享同時代的經歷。底下，我們將由中、荷文獻，說明荷蘭時代臺灣史期間，明朝官員並無不顧澎湖、不再派兵巡成情形。進而，我們會討論臺灣荷蘭東印度公司與澎湖間的關係。中文文獻載及澎湖兵防之事，往往令人認為該地巡防與駐軍，是每當有邊警時才設，事息即告撤廢或曠弛。例如，福建巡撫南居益等人在條陳澎湖善後事宜時，便指責島上軍備曠廢，「邇年以來，雖有彭湖、彭衝二遊把總領兵防汛，而承平日久，憚於涉險，三汛徒寄空名，官兵何曾到島，信地鞠為茂草，寇盜任其憑陵，以致奸人勾引紅夷，據為巢穴」。也就是說，自沈有容諭退韋麻郎後，至南居益力退荷蘭人這段期間，官兵被控怕事不敢前來巡視，任憑海寇跳梁，致使防汛之地雜草叢生，澎湖又成荒蕪之地。然細審史料所載，南居益等所控，或有言過其實之處。按，明季澎湖設汛，春冬汛守，「春汛
清明前十日為期，駐三月而返；冬汛以霜降前十日為期，駐兩月而返」。換言之，官兵駐守之期，在新曆4月到6、7月；10月到12月前後，汛期將近半年。或許17世紀1、20年代，官兵巡駐屢有鬆弛、混蒙交差跡象，但
1622年7月10日荷蘭艦隊入泊時，仍然遇到正欲離去的大明兵船。
媽宮廟附近有守備王夢熊巡駐之「官員房舍」，王夢熊聞訊後也在8月從廈門一帶前來澎湖與荷人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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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4年「澎湖之警息」後，汛兵是否又告撤廢？恐怕未必！南居益等人在處理善後中，除興築數處銃臺外（見後述），亦建議朝廷在澎湖常駐游擊、行屯田等等。20不過，他們所提長戍澎湖之議，應未被採納。
1629年年底，臺灣長官朴特曼（H.Putmans）等人登陸巡迴島上，眼見明軍統城「雜草叢生，彷彿已五十年沒人來過」；當地人告訴他們說，該城砦1年之間，只「住用六個月」。顯然，明廷在驅逐荷蘭人後，兀自依照舊例，僅春冬巡汛，官員甚至可能玩忽怠守，愆期不往，致使「信地鞠為茂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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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後，大明帝國氣數將盡，然而防汛之事，並未完全停擺。文獻上，至少可看到
1633年6月，有自日本出航的漢人帆船遭風雨擱淺澎湖，為明朝官員所捕拿；22
1635年地方官征討海賊劉香時，「彭湖游擊」王尚忠等人「密商戡定…，董率偵防」而有功於役。到了
1650年代南明政權建立時，魯王（監國）政權下的鄭彩部眾，在澎湖收取規費、截拿往臺船隻。
1656年鄭成功奪取廈門鄭彩、鄭聯地盤後，派洪兵爺前往澎島收取規稅。這些史實，在在表明漳泉廈門的地方官，均將澎湖視為管轄與獲利之地。難怪
1661年鄭荷談判時，鄭成功甚至願以澎湖與荷蘭人交換臺灣（安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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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荷蘭領臺時期，澎湖仍在明廷（包括南明政權）地方武官看管下-儘管政治控制力可能相當鬆散。畢竟，當時「…商賈販於東西洋，官為給引，，軍國且半資之，法所不禁也」，地方官員與海外貿易有共生利害關係，自然不會忽略澎湖的地利。另一方面，對由雅加達、泰國（暹邏）出航往來臺灣與日本（東西洋路）的荷蘭海船來說，澎湖是重要的中繼站。雙方既然各有需求，默契於焉存在（詳見次節），明官員閉隻眼容許荷蘭人與海盜利用澎湖。相對的，荷蘭人也表現相當節制，盡量不觸動大明中國版圖神經線。例如，
1634年初，海盜劉香在澎湖尋求與荷蘭交易、合作，但後者反應相當謹慎。翌年8月，荷蘭某指揮官曾建議船運400名士兵到澎湖，但當局性觸怒中國，議止。
1654年，當荷蘭商務員到澎湖辦事時，臺灣長官仍叮嚀他們在
風櫃尾廢城時，勿阻擾漢人船隻來往，一切依法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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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荷蘭人東亞海上貿易之一轉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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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儘管表面上舞台燈光轉照臺灣本島，澎湖仍然保持一定程度船貨轉運或停泊站的角色。”荷蘭領臺時期，臺灣（安平）港固然躍升為東印度公司東亞貿易的重要港口，然如前所述，就海船停泊條件來說，臺灣港稍遜澎湖，當時往來東亞海域的荷蘭船自然不會放棄後者。事實上，荷蘭人於
1621年由印尼出航謀求在中國沿岸找貿易基地時，早已瞭解小琉球（即臺灣島）為美麗之島，鹿隻成群，「但就吾人所知，該地似無良港可容大海船」。30及至抵達澎湖，明朝交涉官員多次建議荷人退到臺灣港，或北部淡水、雞籠，甚至是北緯27度中國沿海附近島嶼，荷人總是藉詞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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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4年8月1日，東印度公司船上高層職員會議決議在澎湖築城，決議文更明白表示臺灣島南部及甚他地方皆不適合築城與居住，各港無法容納大船駛進。尤其南
季風期間，大船接近海岸時有遭遇強大海流、沙汕的危險。至於該島最合宜的臺灣港，港灣內（即：臺江內海、大灣）水深雖適合船隻停泊，但入口港道漲潮時水深亦未超過15-16荷尺（約4-5公尺），且周圍僅沙崙、沙地及稀疏樹叢。31總之，荷蘭人最初商業據點的選擇中，臺灣不如澎湖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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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澎湖也有很大的缺點，即「風信不常」、糧食不易就地取得。因此，
風櫃尾紅毛城動工後，荷蘭人猶不死心欲另覓更適合場所，然終竟徒勞無功。明荷談判過程中，福建巡撫軍門亦明瞭臺灣港不宜停泊大船之事實，迄今卻無法在版圖外找到深水港，故答應荷人撤退後，每年若干月可派一、兩艘夾板船進入澎湖，但不得藉詞停泊廈門一帶進行貿易。”及至
1624年8月，明廷終於對遲遲遷延不去的荷蘭紅毛番發動攻擊。事態急迫下，公司高層經會議討論，退而求其次，體認臺灣港雖乏可供夾板船進出之深水道，但快船仍可出入，故可用快船與中國進行貿易；但另一方面，他們仍然認為與中國人搞好交情得到允許後，大艘夾板船便可至澎湖停泊。至於向中國請准靠泊一事，「獲得默許顯然比雙方明文協定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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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後證明，澎湖果然在明朝地方官員默許下，繼續當作荷蘭人東亞海上貿易停泊或轉運站之一。
1630年，仍未放棄在中國沿海一帶招攬生意的荷蘭人，決議以南東灣為日本來航船隻的連絡集結站，並計畫在北端或
虎井嶼內側一處沙地小海灣，立石作為航海標誌。及至30年代中期，荷人在閩粵沿海互市無望，退而銳意經營臺灣本島後，《臺灣日記》亦多處記載航行東南亞、日本的荷蘭海船，若載貨過重吃水超過13荷呎時，通常停泊澎湖，由臺灣派船前往接駁....（全文請參閱
老古石季刊（4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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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引用｜
老古石季刊（42期）。作者：翁佳音
知識建檔｜2025-01-02。知識更新｜2025-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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