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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使生:日治中期澎湖鸞堂的警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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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4年(1915),臺灣發生西來庵事件。西來庵事件是以余清芳、江定、羅俊三人為首的武裝抗日事件。余清芳以西來庵總管鸞務生的身分,利用扶乩、謠讖等手段宣揚神明之靈驗,藉以煽動群眾。另一方面,又以修廟建醮,募集起事費用,奔走南北寺廟齋堂,串聯反日同志,討伐日本政府,許多齋教徒被牽連其中。臺灣總督府以不到半年的時間,快速的弭平動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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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來庵事件,促使臺灣總督府警覺到臺灣民眾的反抗運動中,藉由傳統宗教信仰成立組織,溝通反日行動之共識。在西來庵事件發生後,西來庵所在的臺南廳於同年8月3日,以「臺南秘第九四三號」文書,令轄下之公學校進行區域內的社寺廟宇調查。大正4年(1915)11月2日,於民政長官官邸召集各州廳的庶務課課長,召開第一次全島宗教調查主任會議,在丸井圭治郎的領導下,分別於大正4年(1915)8月-大正5年(1916)3月、大正5年(1916)4月-大正6年(1917)9月、大正6年(1917)9月-大正7年(1918)3月,動員全島各地公學校教師、警察及宗教事務科員投入臺灣宗教調查。其成果是各州廳的「調查書」及「宗教臺帳」,並由丸井圭治郎綜合整理出版《臺灣宗教調查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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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西來庵事件的影響,丸井將降筆會(鸞堂)定位為「巫覡」。丸井認為降筆會在意識形態上是排日的,降筆會主張:「一、降筆會的神祇厭惡日本人,忌用日本物品,故凡是用日本貨或是親近日本人者,必遭天譴。二、日本政府經營臺灣之唯一財源為阿片,所以臺灣人有朝一日一旦改掉吸食阿片的習慣,日本政府的財政必定窘迫,因而撤離臺灣。三、日本據臺之前並無鼠疫等疾病,近來卻流行且造成許多死亡,此乃關聖帝君的責罰,因而死亡者日本人多、臺灣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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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丸井看來,降筆會妨礙地方秩序,動搖民心,更是日本人與臺灣人感情融和的阻礙。由於西來庵事件的影響,以及將鸞堂定位為「巫覡」的迷信信仰,各地鸞堂活動多遭到官方的取締與鎮壓。例如,澎湖井垵培善堂曾因扶鸞雞母塢五德里)派出所日警北川查獲,致使鸞生多人遭受北川之毒打,鸞堂被迫解散。馬公海靈殿兼善堂創堂簡史述及:「……乙卯年間(1915),甲民中有幾人有感,謂甲運衰微,未能振興,若無著書立說,不能勸人洗心滌慮,相趨於善者也。故開設集鸞社兼善堂,彫塑文衡聖帝寶像,請唐聖帝為主席,敬具上疏學鸞。不久因臺灣白蓮教之關係,被異族嚴禁時,同志啞口吞聲,怨然停止。」文中的「臺灣白蓮教」即指西來庵事件,導致兼善堂扶鸞活動被迫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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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從事扶鸞對地方士紳而言,不僅是傳承漢文化的象徵,也帶有民族主義的色彩。神明「施方濟世」,更滿足一般民眾心理與生理上的需求。面對日本官方的取締與鎮壓,澎湖鸞堂的活動依舊十分活躍。究其原因,澎湖民情相對於臺灣較為純樸,並無武裝抗日活動,鸞堂反日的色彩也相對降低。其次,為了應付日警取締,日治中期,澎湖鸞堂進行扶鸞時,特別派出走使生(觀風生、巡視生)站崗,監視日警之舉動,稍有風吹草動,立即傳遞信號停止扶鸞、防範日警偵查。例如,安宅歸正社登善堂著書期間,走使生人數高達17人,最少的西瀛修身社勤善堂也有2人。許多鸞堂雖然沒有正式的走使生一職,卻仍有鸞生擔任相似的工作,以茲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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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山至善社友愛堂蔡明來堂主,其父親曾於日治時期的學禮堂擔任走使生之職務,因多次機警的表現,使鸞堂扶鸞活動躲過日警之偵查,因而獲得鸞堂神聖頒匾褒揚,該匾懸掛於蔡堂主家中。匾文「日進興家」,落款:「玉敕南天文衡聖帝降鸞恩賜壬申年孟春立」,壬申年為昭和7年(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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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戰後,由於二二八事變帶來的恐懼,在「凶歲失收不自由」的年代中,為了預防政府對扶鸞活動的查緝,鸞堂在組織上因而延續日治時期的傳統,派出「走使生」或「觀風生」作警戒。直至1960年代以後,「走使生」才逐漸退出鸞堂的組織職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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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已故蔡明來老師對我的協助於今難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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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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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見川,〈西來庵事件與道教、鸞堂之關係:兼論其週邊問題〉,《臺北文獻》,直字第120期,1997年6月,頁7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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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燦騰,〈日本帝國在臺殖民初期的宗教政策與法制化的確立〉,《中華佛學學報》,第14期,2001年9月,頁9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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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佩欣,〈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之宗教調查(1915-1919)〉,《臺灣史料研究》,第18號,2002年3月,頁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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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詢,〈百年來臺灣漢人宗教研究的人類學回顧〉,張詢、江燦騰編,《臺灣本土宗教研究導論》(臺北:南天書局,2001年),頁204-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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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總督府,《臺灣宗教調查報告書(第一卷)》(臺北:捷幼出版社,1993年),頁156-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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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文榮主編,《海天威靈西瀛聖殿馬公南甲海靈殿兼善堂介紹下》(澎湖:澎湖馬公南甲海靈殿2002年),頁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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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許玉河老師
知識建檔|2025-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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