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地處中國東南一隅，於唐朝開元21年（733）時設置「福建經略使」，歷經唐末、五代的快速發展後，至北宋時人口已達飽和，然而9成以上的貧瘠丘陵地形，導致住民需向外地發展，加上魚品消費量的增多、鹽產業的逐漸發達等推力，和海岸曲折、港灣甚多所造就的漁港條件，促成間人漁業活動的大量增加，並尋求新的
漁場。澎湖由於地處臺灣海峽寒、暖流交會地，水產資源豐富，洄游魚類較多，在海洋環境與漁業資源的促成下，從唐未或唐宋之間，大陸東南沿海的漁民，就已把澎湖當作臨時性的漁業基地或休憩地。閩地漁民由於海流、海洋資源與地理位置上的相對關係，而時常前往澎湖捕魚，久而久之發展成長期性的定居，但因自然環境不利農耕的受限，漁民形成漁季短暫性移居澎湖的情形，達到延長作業期限與躲避颱風暫棲的功能，故使澎湖在
南宋時期進入中國的史冊記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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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之前的澎湖信史，雖然歷來學者多有論述，但由於史籍斷簡殘篇，無法有力證明，而僅能保存各種傳疑之說。從清代以來的文獻記載都提及，臺澎與中國的歷史淵源可溯至三國時期孫權出兵夷州、隋煬帝征討流求、唐朝進士施肩吾舉家遷澎等事。然而，夷州是否即為現今之臺灣，由於證據不足而僅能存疑。其次，雖然《隋書》中有「帝遣武貴郎將陳稜、朝請大夫張鎮州率兵自義安浮海擊之，至高華嶼，又東行二日，至鼂鼊嶼，又一日，便至流求」等文字記載，但歷來學者對於流求為今何地，卻有臺灣與琉球兩派看法。
日治時期，藤田豊八與伊能嘉矩二人，依據語音的考證認為鼂鼊嶼應為本鄉的奎璧嶼，高華嶼則是本縣的
花嶼（花嶼 花嶼村）或
大嶼，此種看法一直為研究早期澎湖的人所接受，然從現今的研究中已考證，高華嶼應為基隆外海的花瓶嶼，鼂鼊嶼則為日本沖縣的久米島。最後，雖然中國學者在意識型態的指導下，肯定〈島夷行〉為述澎之詩，但從戰後以來臺灣的學者，多方考證的認為施肩吾並未到過本縣，而「彭湖」實為中國的鄱陽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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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澎湖信史時代的開始，大部分學者主張為
南宋孝宗乾道7年（1171），但也有學者依據陶瓷片發掘的年代，認為澎湖在五代時已經為有移民，而信史應該為
南宋隆興2年（1164）。28不論何者，皆可證明最晚至北宋時期，澎湖已經與福建沿海來往有無，朱室南遷後，不少人民避難於海上，而遷移至距閩甚近的澎湖，在此從事捕魚、採貝、畜養、耕種等經濟活動，住民過著漁季時捕魚，非漁季時則種植穀物或放牧牛羊的生活，故
南宋周必大的《文忠集．汪大猷神道碑》有云：「海中大洲號平湖，邦人就植粟、麥、麻」。而陳學伊〈諭西夷記〉中的記載，顯示當時澎湖已有不少人居住，故有「聞之彭湖在宋時編戶甚蕃」之語。也顯示國家權力在民間力量之後也到達此地，才有將澎湖居民納為「編戶」，使其成為中國的版圖，故
南宋理宗趙汝适的《諸蕃志》，更明白的記載著「泉有海島曰澎湖，隸晉江縣」的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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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住民生活在此並無國家的保護，從樓鑰〈敷文閣學士宣奉大夫致任贈特進汪公行狀〉的記載顯示，在乾道7年時澎湖有受外力侵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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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起知泉州，到郡遇事風生，不勞而辦，郡實瀕海，中有沙洲數萬畝，號平湖。忽為島夷號毗舍邪者奄至，盡刈所種。他日又登海岸殺略，擒四百餘人，殲其渠魁，餘分配諸郡。初則每遇南風，遣成為備，更迭勞擾。公即其地，造屋二百間，遣將分屯，軍民皆以為便，不敢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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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指出，當時有「毗舍耶（邪）」族剽掠澎湖之事，泉州知府汪大猷遂有遣將造屋200間駐守澎湖，以防其他之侵擾。在毗舍耶的事件中，顯示澎湖從漢人的認識、移民到駐軍，可以呈現澎湖在福建沿海航道上的重要性，以及作為從經濟區域轉為戰略區域的變遷。雖然當時是採取「春夏遺戍，秋暮始歸」的方式來成防，但汪大猷的築屋駐兵行動，代表著澎湖的安危足以影響福建，乃至於華南的安全，故澎湖的軍事地理性格於此已呈現。由歷史的文獻記載及派兵防守的事實來看，
澎湖群島應當於
宋代便已納入中國的行政疆域，屬於泉州府轄區，被視為「泉之外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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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時期的澎湖，由於福建沿海地區的民間力量，仍然繼續移民這塊新樂土，導致該區漁業與商業更加發展，自13世紀以來，澎湖在東亞交通的地位上，從泉人移民澎湖與現今在澎湖所發現的朱元陶器，顯示當時常有中國與外國商人到此。
元朝政府在鑒於此處有可觀的人民居住與貿易，以及元世祖出兵日本失敗時，飄散船艦飄流至澎湖避風等因素下，把該地作為大陸文化進入海洋文化的跳板與軍事的最前線，而於至元18年（1281）
在澎湖設置巡檢司，將其納入行政體系的控管中，並以巡檢來管理該地，以加強國家力量對此區域的控制能力。由於此時民間商人與漁民的活動，在台灣海峽上大有進展，澎湖已屬
元朝最外圍的版圖，元政府於澎湖設官以檢查來往船隻，除軍事目的外，與此時澎湖海域船隻往來漸次頻繁不無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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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當時澎湖島民的生活，據時人汪大淵的《島夷誌略》之描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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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分三十有六，巨細相間，坡隴相望。乃有七澳居其間，各得其名。自泉州，順風二晝夜可至。有草、無木，土瘠不宜禾稻。泉人結茅為屋居之。氣候常暖。風俗朴野。人多眉壽。男女穿長布衫，繫以土布。煮海為鹽，釀秫為酒，採魚蝦螺蛤以佐食，爇牛糞以爨魚膏為油。地產胡麻、綠豆。
山羊之孳生，數萬為群，家以烙毛刻角為記，晝夜不收，各遂其
生育。工商興販，以樂其利。地隸泉州晉江縣。至元年間，立巡檢司，以週歲額辦鹽課中統錢鈔一十錠二十五兩，別無科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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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所言可見，由於有航道順風二晝夜可至的地利之便，故本地住民多以泉州人為主，並應有相當人數的漢人定居於此，才會開始出現民間的自治團體，而有「七澳居其間」的組織。居民在糧食上僅能「地產胡麻、綠豆」，顯示無法自給自足，而過著以採集水產資源為主要經濟來源的生活，並大量的
飼養牲畜（
山羊），達到「數萬為群」的現象來增加收入。當地人民除半耕半漁的生活外，還開始有「工商興販，以樂其利」的商業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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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承襲
元代的舊制，於洪武2年（1369）在澎湖設立巡檢司，隸屬於福建省泉州府晉江縣，然不久即在國防安全的考量下，執行廢司墟地的基本國策，於洪武20年（1387）放棄管理澎湖行政區域的權力。其理由在於天下大勢未完全底定，蒙古仍在中國北方對
明朝產生威脅，朝廷怕距離福建甚近的澎湖居民不法，使元末群雄的餘黨可逃至此地躲藏。其次，鑑於
元朝海外經略失敗的教訓，使明太祖對海外諸國採取消極政策，只准貿易統制的朝貢制度，而不准民間私自販海通夷，更頒令禁海，連民船漁舟都不得擅自出海，以避免勾引倭寇，激起海盜。又針對倭寇、海盜為患，為維持治安以鞏固新政權，因此在沿海要衝設置衛所，並造船練兵來加強海防。
明朝基於上述思考，而將原本成防澎湖的兵力撒回福建，更進一步的把居住於澎湖的大族，遷徙到今日福建蚶江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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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此一政策，只是一種預防性思考的作法，在國家勢力撤離後，澎湖成為無政府狀態的區域。但在交通上，歷經
元代往來頻繁的國際貿易後，澎湖的交通往來對象已經不侷限於福建沿海，明初航海路線已有「東洋航路」與「西洋航路」之區分，鄭和下西洋後使這兩條航路的內涵更加完備。從明初開始，澎湖即在東亞國際貿易往來的航道上，時人茅元儀《武備志》中所收錄之名為〈自寶船廠開始從龍江關出水直抵外國諸番圖〉的航海圖中，可見「金門千戶所」對面名為「平湖嶼」的6座小島，而據桑田六郎的研究顯示，平湖嶼即今日的
澎湖群島。
明代中葉時，據《順風相送》與《明史．外國列傳》的記載，都顯示澎湖位居沿海航線之要津，從南澳、萊嶼、太武、金門等地都可前往澎湖，之後再轉往臺灣。史料記載中也提到，往呂宋（今菲律賓）的東洋航路是從金門出發，經過澎湖和臺灣南部後，才能到東南亞諸國，而張燮《東西洋考》中所描述的東洋航路路線，即是此一論點的最佳證明。16世紀以後，福建、臺灣、澎湖地區到日本的交通更加密切，故《
澎湖廳志》言及「澎湖僻在興、泉外海，其地為漳、泉南戶，日本、呂宋、東西洋諸國皆所必經。南有港門，直通西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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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經濟方面，由於福建沿海居民大多靠海維持生計，雖然政府當局遷走可能造成國家威脅的大族與頒令禁海，但成為閩人
漁場的澎湖海域，自然無法阻止需要生存的漁夫前往，並在此地搭設臨時草竂。又海上風浪不平，澎湖既是航道上的據點，自然成為船隻的避風港口，且脫離國家控制後，導致催科有所不及，使得「內地苦徭役，往往逃於其中」。故澎湖在此情況下，並未受遷徙的影響，仍成為福建沿海漁民的移居與
漁場之處，如《明實錄．永樂二年》（1404）「流民葉得義等尚在東洋平湖未歸」的記載，即是漢人移居澎湖的最好證據。另外，日本於嘉靖2年（1523）時，被屏除於朝貢體制之外，該國商人因而尋找可與中國進行轉手貿易的區域，隨著隆慶元年（1567）福建開洋販商於東西二洋之間，在中國朝廷嚴格控制沿海各地的貿易對象下，澎湖這處地近大陸且為「明政府控制力鞭長莫及之處」，自然成為中外通商的理想秘密地點，「繼之不逞者潛聚其中，倭奴往來停泊取水，亦必經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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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澎湖因地處航海要津及附近有豐富的漁業資源，導致該地必有人煙，閩地漁民並未因墟澎政策而怯步。墟地與禁海政策，導致沿海各港貿易衰退，人民因此轉往海外諸國發展，民間為求自保因而形成擁有武力的走私商團，更甚者則成為以武力奪取為手段的海上武力集團，也就是俗稱的「海賊」或「海盜」。朝貢貿易的興盛雖然減緩禁海所造成的經濟衝擊，但海外走私活動依然未斷絕，明景泰年間（1450-1456）福建備倭署都指揮事王雄，追賊至澎湖黑水洋附近，被賊拘執一事，就顯現當時臺灣海峽附近的海域，有海上武裝集團盛行，澎湖可能是當時海盜的基地之一。嘉靖至萬曆年（1522-
1619）間，由於中國工商業日趨發達，因此對外貿易活動也趨興盛，進而海上武力集團也跟著盛行，澎湖海域的海賊活動記錄也就頻繁，繼而「倭寇」與「歐洲殖民國」等各股勢力，逐漸介入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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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從宋、元時期的經驗可知，該地對於東南沿海的國防安全有其重要性的影響，當澎湖成為海盜與倭寇聚集的場所，並因地利之便而時常成為進犯福建沿海地區的基地，造成國家海防上的危機時，
明朝政府面的回應方式乃是派遣軍隊還擊，因此在嘉靖42年（1563）時，有俞大猷率軍追捕海盜林道乾至澎湖之事。此後到明未天啟年間，
明朝軍隊的回應方式有所改變，最初僅是「每汛撥二捕船於澎，以偵賊出發」，在汛期間就以分哨方式來澎搜尋海賊的行蹤。但
萬曆20年（1592），豐臣秀吉出兵朝鮮並有進犯雞籠之事，導致
明朝政府正式評估澎湖戰略地位的重要性，因此「當事者始建議成之」，決定修改過去消極的分哨巡守作法，而改以「鎮以二遊、列以四十艘、屯以千六百餘兵」的軍備，來正式駐紮於澎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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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雖然歷經
萬曆25年（1597）、
萬曆32年（1604）、
萬曆45年（1617）、
天啟4年（1624）的歷次危機，但
明朝政府也以增兵和短暫性駐防的積極性作為，來處理屢次危機，然就現實執行面而言，這些改革並沒延續多久且效果也不甚理想，通常在危機處理不久後，就再次回復到防守只防大、小汛的狀態。
天啟4年荷人移居臺灣之後，明廷以增兵與築城的方式來守備澎湖，以減少國家來自東南海域的壓力，但在流寇以及滿人入侵的明末，當時的政府應該無暇顧及澎湖，所以雖然名義上該地屬於
大明帝國的行政區域，但實質上澎湖可以說是
幾乎成為荷蘭的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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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國家勢力與其對抗者在此地呈現長期性的拉扯，但民間力量的移墾腳步卻是一直存在，明中葉以後，由於在國家力量官兵分哨巡守的保護下，漁民在此除從事經濟活動之外，也有短暫性的居留，成為澎湖的島民。故在明未陳仁錫的《皇明世法錄》中，已經記載本鄉的某些聚落，其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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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東向為
鎖管港、
林投仔、
龍門、
青螺諸澳。
龍門有原泉；掘地每至尺，多人家舊屋址瓦磚：蓋國初時彭中聚落也。萬曆丁已，倭流劫大金所，餘船突犯泊此；遷延至十餘日，始徙去。漁寮中人云：每倭足跡所到，舉網輒多得魚；亦時從漁民索酒，持杯向笑，摩手若胥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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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列的敘述可知，當時本鄉的
林投、
龍門、
青螺等聚落，已有居民，且多從事漁業活動。而天啟5、6年（
1625-
1626）與崇禎元年至4年（
1628-
1631）的福建大飢荒，更致使閩南沿海的饑民冒險橫渡海洋，避難至澎湖，並以金門籍的人數為最多，成為今日
湖西人民的開基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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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曆15年（1661），
鄭成功採納部下意見，決議以臺灣作為反清復明的新根據地，因此在該年的農曆2月由料羅灣出發，在澎湖集結補給後，出兵攻下
荷蘭人佔領的臺灣，並將領地規劃成一府二縣，澎湖在此時僅派駐軍隊，並未規劃成單獨的行政區。
永曆18年（1664）鄭經在洪旭的建議之下，在澎湖設立營壘，同時有鑑於澎湖地位的重要，
增設安撫司，以為管轄澎湖整個行政區域。直至
康熙22年（1683），施琅率領清軍於澎湖一役擊敗劉國軒，導致鄭克塽在馮錫範等人的建議下投降清廷，結束
鄭氏王朝的澎湖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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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引用｜湖西鄉志（上冊）
知識建檔｜2026-05-29。知識更新｜2026-09-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