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卷96：「彭湖嶼⋯⋯明洪武五年（1372），湯信國經略海上，以島民叛服難信，議徙之近郭。二十年（1387），盡徙嶼民，廢巡檢而墟其地。繼而不逞者潛聚其中；倭奴往來，停泊取水，亦必經此。」這一段記載，說明大約於元末明初，澎湖已有長住的居民，然明政府深怕當時的澎湖居民叛服難信，故於洪武20年（1387），將當時的澎湖居民，盡數遷徙並廢除巡檢司。來集之的《倘湖樵書》亦言：「按彭湖嶼，環島三十六。洪武五年，以居民叛服不常，遂出大兵，驅其大族，徙置漳、泉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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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看之下，14世紀末的澎湖似乎已無常住人口，只有一些不法之徒或是倭奴往來，停泊取水。然而，《明實錄太宗實錄》〈太宗文皇帝實錄卷32〉記載永樂二年六月癸酉日（1404年7月10日）：「癸酉：百戶李誠等，招諭流移海島軍民陳義甫等來歸，上嘉勞之。義甫等言：流民葉得義等，尚在東洋平湖未歸。複遣誠及義甫齎敕往招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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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7年，澎湖「虛地徙民，驅其大族，徙置漳、泉之間」，然而至1404年前後尚有陳義甫與葉得義等人，滯留於澎湖未歸。因此，百戶李誠先是招諭陳義甫等人來歸，而得到永樂帝的嘉許。由於葉得義等人尚在澎湖未歸，明朝再派遣李誠與陳義甫持天子詔書，前往澎湖招諭葉得義等人。由此觀之，1372年澎湖虛地徙民的政策，並非所有居住在澎湖的居民都已經遷離，此政策執行的不夠徹底。陳義甫與葉得義等軍民，為何寧願常住生活條件不佳的澎湖，而不回歸原籍，頗令人意外。而明朝政府，竭力招諭這些居住海外的軍民，應是害怕這些軍民與賊寇連成一氣，有危害海疆之虞。其次，葉得義與陳義甫兩人應是熟稔，在澎湖生活期間，互通聲息。故而陳義甫回歸後，朝廷派其與李誠來澎湖招納葉得義。第三，葉得義的身分應該不一般，否則何需李誠等人親持天子詔書，渡海招納。葉得義後來有沒有離開澎湖回到原籍，不得而知。然而，澎湖至少在14世紀末、15世紀初，已有常住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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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陳仁錫所纂輯的《皇明世法錄》，約成書於
1630年代中期，其中〈彭湖圖說〉云：「……又東向為
鎖管港、
林投仔、
龍門、
青螺諸澳。
龍門有原泉；掘地每至尺，多人家舊屋址瓦磚：蓋國初時彭中聚落也。」或許，葉得義與陳義甫於14世紀末至15世紀初，即居住於今
湖西鄉龍門村一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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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土瘠不宜禾稻，
番薯也尚未引進東方社會，14世紀末至15世紀初，當時
番薯尚未引進東方社會，葉得義與陳義甫等軍民如何解決糧食等生計問題？就澎湖的地理環境，澎湖大小島嶼礁岩甚多，海岸曲折綿延，又處於台灣海峽寒、暖洋流所經之處，四季迴游魚類豐富；而且沿岸
潮間帶廣闊，珊瑚礁生長茂盛，大量魚貝和海藻，可作為穩定的食物來源。因此，澎湖居民一向「以海為田」，曹永和先生也曾認為「澎湖以漁業為主的經濟地理性格，始終未變」。其次，14世紀中期，汪大淵《島夷志略》，提及澎湖：「……有草無木，土瘠不宜禾稻，泉人結茅為屋居之。氣候常暖，風俗仆野，人多眉壽；男女穿長布衫，繫以土布。煮海為鹽，釀秫為酒，採魚蝦螺蛤以佐食，爇牛糞以爨，漁膏為油。地產胡麻、綠豆。山羊之孳生數萬為群。家以烙毛刻角為記，晝夜不收，各遂其
生育。」當時的澎湖人種植芝麻、綠豆，綠豆屬於全榖雜糧類；其次，粟（
小米）也是可在澎湖種植的雜糧作物；畜牧業上有「山羊之孳生數萬為群」，提供肉類來源；再透過海上交易，取得其他生活物資或補充糧食之不足，以當時人口不多的條件下，基本的生計應該不成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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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明洪武5年（1372）至洪武20年（1387），明朝持續在澎湖執行虛地徙民的政策，以防止澎湖居民與賊寇互通聲息，危害海疆之安定。然而，在1387年至1404年，仍有陳義甫、葉得義等人常住於澎湖。明朝官方甚至於親持天子詔書，前來澎湖招諭，遣其返回原籍。陳義甫、葉得義等人當時常住澎湖，可說是14世紀末15世紀初，定居澎湖的先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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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許玉河老師
知識建檔｜2024-06-03。知識更新｜2024-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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