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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考古研究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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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區的考古研究,肇始於日治時期。相對於臺灣本島而言,澎湖的考古起步雖略為遲緩,但在遺址發掘與研究上,卻獲致豐碩的成果。澎湖的考古調查研究,可概分為三個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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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治時期的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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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33年(1900)伊能嘉矩曾到澎湖進行田野調查,然而在考古學上卻未見成果。在此之前,小西成章曾在澎湖本島南寮澳青螺鄉虎頭山(今湖西鄉青螺村)採集到打製石斧,並將石斧交給伊能嘉矩。伊能嘉矩為此於《東京人類學會雜誌》第259號發表短文,指出「據說是明治38年(1905)年5月試掘該亞炭時,發現於該層進中部處,其數目僅僅是2件⋯⋯,從形式說,其中一件是半磨製,雖缺失尖端部分,但為扁長形石斧,另一件在發現當時故意加以破壞⋯⋯,而不知原形⋯⋯,不過似乎是大致為同形的石斧⋯⋯,材料都是利用當地特有的玄武岩」。雖然,當時所知相當有限,卻為澎湖考古研究之肇始,伊能嘉矩於結語中指出「目前雖未能確知使用該石器人類的種族,但現已可肯定澎湖島確有石器時代的遺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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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3年(1914),山田金治於良文港及另外兩處地點,曾採集到3件打製石斧,2件提供給當時的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即今日國立臺灣博物館)。國分直一前往博物館觀察,對於石斧繪圖描述。該石斧為橄欖石玄武岩,其風化殘存呈現黑點的狀況,相較於臺灣西南海岸所發掘的玄武岩石器,風化情況相同;因此,推測兩地使用玄武岩的時代有緊密關係。昭和15、16年(1940、1941),國分直一兩度來澎湖調查,發現3處遺址:一為湖西良文港,有繩紋陶片、赤色無紋陶片,以及石斧斷片、磨製石器;二為白沙中屯村,有無紋陶片;三為白沙後寮村寮望山北坡,有無紋陶片、獸骨。其中,尤以良文港遺址的出土最為豐富,此遺址即為澎湖第一個被深入研究的史前遺址。國分直一將挖掘報告(關於澎湖島良文港之先民遺跡)發表於《南方民族》(6卷4期,1942年)。然而直到民國49年(1960),登載於《農林省水產講習所研究報告》的(關於澎湖本島之先民遺跡遺物)一文,才附有詳細的遺址地圖與標本繪圖。此文為澎湖第一篇詳細的田野調查報告,涵蓋出土石器、繩紋陶器、貝塚等等。因良文港遺址的研究,國分直一認為澎湖與臺灣西南海岸,在橄欖石玄武岩或繩紋陶等出土器物,均有相當大的相似性,並且推測兩地在文化上有密切的來往關係,澎湖可能是橄欖石玄武岩的採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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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後的持續發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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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首先在澎湖進行考古的是地質學家林朝棨,在民國41年(1952)即列舉澎湖較大的島嶼均有遺址存在,並且能清楚區分遺址為:繩紋陶或素面陶為主的史前時代與宋代瓷片為主的歷史時代,並在貝塚中發現宋神宗熙寧時期(1068─1077)的錢幣「熙寧通寶」。民國54年(1965),由宋文薰與林朝棨組織「臺灣大學澎湖研究隊」,隊員包括考古系與地質系師生。此次調查8個史前貝塚遺址,並整理出遺址的相對年代。發現澎湖本島的粗繩紋陶與臺灣的鳳鼻頭遺址的粗繩紋陶很相似。陶片在貝層中的分布密度相當高,推測這些遺址應為史前人類的居住遺址。此外,附帶調查7個近漢文化的貝塚遺址,宋文薰初步推論,早在南宋時期確有漢人移居澎湖,與曹永和以歷史學所做的考證不謀合而。至民國63年(1974),宋文薰組織「臺灣大學考古民俗研究隊」,重新調查民國54年(1965)所調查過的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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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國80年代以後的全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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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澎湖群島史前文化,首先發表全面性調查報告的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臧振華。民國72年至74年間(1983-1985),在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支持下,進行「澎湖群島拓殖史的考古研究」計畫。臧振華積極進行研究,發掘工作涵蓋32個島嶼,遺址達91處。臧振華總結遺址的發掘成果,將澎湖的史前時代,區分為粗繩紋陶、細繩紋陶、素面紅陶等三個文化時期;並且指出,細繩紋陶文化期在澎湖史前文化之中,分布區域最廣、存在的時間也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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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得到澎湖群島史前文化的分期之後,研究焦點轉換到七美南港遺址的「石器製造場」。夏威夷大學的人類學家Barry Rolett曾與中央研究院合作,將臺灣西南部採集的玄武岩石器進行X射線螢光分析,肯定玄武岩石器並非臺灣西南部所產,而有可能來自於澎湖群島。民國89年(2000)5月,臧振華與Barry Rolett合作,加上中研院地球科學研究所葉學文等人,推動「澎湖石材礦源研究計畫」,以進一步研究澎湖的史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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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引用|《續修澎湖縣志(卷二)|地理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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