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廟的社會功能

村廟及其代表鄉老（老大）、頭家自古即是澎湖鄉村地區排難解紛的機構，自今澎湖的諺語中仍有「沒鬚老大」、「善做老大」等留存，「老大」在澎湖人的語彙中即等同於仲裁人、和事老，顯示老大在地方事務上的發言權。老大的資格當然必須是德高望重的老者，但是又必須是在村廟中輪值當差，方能取得地方的共同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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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老在村中維持地方秩序必須有所依憑，因此早期澎湖的鄉村中往往訂有澳社公約，例如雍正3年（1725）的瓦硐港社公約共有15條，大體都是禁止「竊攘雞鴨」、「竊拾牛糞」、「故縱牛羊踐踏五谷」等鄉居生活的規約；其中著墨最多的一條：「禁聚賭，不論在本社及在山野處所，本社之人犯者，自幼稚至十六歲止，每人痛責拾五板；自十七歲起至三十歲止，每人痛責二十板，仍粉烏面，抬紙枷，草索縛頸，鳴鑼牽遊遍社儆眾，如各願罰出銀三兩姑宥；自三十一歲起至五十歲止，每人痛責三十板，又跪在關帝廟前，粉花面，抬紙枷，草索縛頸，執紙旂書姓名，鳴鑼牽遊遍社儆眾，如各願罰出銀五兩姑宥；自五十歲起以上之人，每人各罰戲壹台，仍書姓名在面上，跪在戲台前，俟頭齣戲下方准起罷，如各願出大銀十圓姑宥」。其中違犯規約的所有罰項銀兩「俱充入本社關帝君廟，為香油之用」。可見2、3百年前鄉老在村社中「執法」，不僅可以罰銀，還可板責，乃至要「犯人」塗花臉或黑臉、擡紙枷、草索縛頸、鳴鑼牽遊遍社，老人的處罰不僅是罰戲一台，頭齣戲演出時還要面書姓名，跪在戲台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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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清末鄉村的公約已較前為鬆弛，違犯者的處罰除罰款外即是送官究辦，例如光緒年間某一社的公約規定：「罰款充作神祠佛廟油香等費，但有被害損失者時，則該罰款之半數作為賠償其損失之用」；「因挾私怨而行誣告者，依反坐法處罰之，但被誣告者須在神前盟誓，以表明其冤」。雖然已經無法再以罰跪、板責等較激烈的手段制約非行者，但是在公約背後的神判仍是重要的約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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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代之後政府的統治權力完全掌控地方，鄉老在地方上已經不再具有「準司法權」，但是在村社之內經由掌理公廟事務所賦予的權威，在某種程度上仍然是地方上具有威望的人士，不僅在村里之內為人排難解紛，有涉外事務時做為村里的當然代表，例如民國42年（1953）湖西的紅羅村與南寮村對雞善嶼與錠鈎嶼的紫菜採集權發生爭議，警察局出面召開協調會，出席會議的除兩村的村長之外即是兩村中各甲的鄉老數人代表與會，在警察局協調之下立下的協議書，也是鄉老代表各村簽名認可，終能釐清紫菜採集權屬，平息兩村的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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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引用｜《續修澎湖縣志（卷十三）｜宗教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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