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開國後，由於軍事力量的疲弱，龐大軍餉成為財政重大負擔，如何充實國庫變成國家財政設施與規劃的主要目的，海外貿易從唐至五代以來，即為國庫的重要收入，
宋代基於財政考量，更致力發展傳統上南宣國化的南海貿易，其規模遠超過唐與五代的市舶。哲宗元祐2年（1087），中央政府指定泉州為主要對外貿易港，設立泉州市舶司。宋室南遷後，經費困乏而更依賴海舶，海上貿易的收入，成為國家主要的稅源，政府更積極鼓勵海外貿易，泉州成為南宋最大的貿易商港。泉州乃至整個閩地人口，在歷經唐末、五代的快速增加後，致使福建地區的土地負載力於北宋時已屆飽和，在魚品消費量增多、鹽產業逐漸發達等誘因，以及擁有海岸曲折、港灣甚多等良港條件下，促使閩人向外拓展尋求新
漁場，藉由漁業捕撈以求生活富裕。澎湖海域地處臺灣海峽寒、暖流交會地，水族資源豐富，迴游魚類亦多，尤其冬季
氣溫降低時，江、浙一帶的烏魚，會往南游流經此海域一帶，使其成為一優良
漁場。海舶發達的泉州人民，在貿易航海過程中逐漸熟悉臺灣海峽洋流與
季風的規律，而能藉由西北風或東南風，順風行至泉州外海的澎湖海域。此時泉州由於伴隨商業發展而吸引大量的人口湧入，造成周遭無曠土，澎湖因距離泉州較近且擁有豐富漁業資源，雖自然環境受限，但仍是生計艱難而需遷移維生的泉人選擇對象之一。在地理位置與海洋環境的促成下，大陸東南沿海（尤其是泉州）的漁民，已把澎湖當作臨時性的漁業基地或休憩地。在時常前往澎湖捕魚的過程中，閩地漁民久而久之發展成長期性的定居，然土地貧瘠等不利農耕的自然環境受限，導致島上無法栽植及生產足夠的主食，漁民僅能在漁季短暫性移居澎湖，以求達到延長作業期限與躲避颱風暫棲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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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考古遺址亦可佐證，來自大陸東南沿海漁民踏跡澎湖，捕捉烏魚等冬季迴游的高經濟魚類，到南宋以後，在
望安島等較大的島嶼進行聚居。至於非漁季時的生活，從南宋周必大〈敷文閣學士宣奉大夫贈特進汪公大猷神道碑〉的記載：「邦人就植粟、麥、麻」，可知當時的先民在此從事種植雜糧穀物的生活，因而考古遺址留有當時作為容器的陶瓷器。雖然陳學伊〈諭西夷記〉有云：「聞之彭湖在宋時編戶甚蕃」等語，顯示當時澎湖已有不少人居住。然而中央統治政權對於漁民從短暫棲息演變成遷移定居的現象並不關心，故從淳熙2年（1175），時任廣西提點刑獄的林光朝之言論，可知中央政權或官員對於平湖（澎湖）的認知，其在輪對箚子時曾言：「往時海外有一種落，俗呼為毗舍耶，忽然至泉州之平湖，此尚在一絕島」。住民生活於斯並無國家武力所保護，因此容易受其他外敵掠奪，而南宋時期毗舍邪的入侵事件，則開啟目前所知澎湖被記載於中國史冊的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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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大部分的學者，多以南宋孝宗乾道7年（1171），毗舍耶（邪）騷擾平湖（澎湖），作為澎湖信史時代的開始。亦有學者依據陶瓷片發掘的年代，主張澎湖在五代時已有移民，故信史應該為南宋隆興2年（1164）。然而不論何者主張皆可證明，澎湖與福建或泉州之間的來往有無，隨著中央政權的南移，位處泉州外海的澎湖，因漁業資源與地理位置的優勢，而成為閩人遷移的去處之一，但也引來外敵的騷擾。關於毗舍耶（邪）侵澎之事，據樓鑰〈敷文閣學士宣奉大夫致仕贈特進汪公行狀〉的記載顯示，汪大猷在乾道7年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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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起知泉州，到郡遇事風生，不勞而辦，郡實瀕海，中有沙洲數萬畝，號平湖。忽為島夷號毗舍邪者奄至，盡刈所種。他日又登海岸殺略，擒四百餘人，殲其渠魁，餘分配諸郡。初則每遇南風，遣戍為備，更迭勞擾。公即其地，造屋二百間，遣將分屯，軍民皆以為便，不敢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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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必大的神道碑亦有云：「四月起知泉州，海中大洲號平湖，邦人就植粟、麥、麻。有毗舍耶蠻，揚颿奄至，肌體漆黑，語言不通，種植皆為所穫。調兵逐捕，則入水持其舟而已」等語。從上述可知，外族毗舍耶（邪）在騷擾平湖（澎湖）後，轉往泉州沿海繼續掠奪，泉州知府因而派兵捕捉，而於兩次侵略時擒捉四百餘名外族。然中國政府之所以重視毗舍耶（邪）族剽掠澎湖，並非著重於該族將先民平時種植的穀物收刮而去，而是從中看見澎湖在福建沿海航道上的重要性，以及對於福建沿海帶來國家安全的威脅。代表著澎湖的安危足以影響福建，乃至於華南的安全，故有泉州知府汪大猷帶兵圍剿之行動，呈現澎湖從經濟區域轉為軍事戰略區域的變遷，以及國家海防線從福建沿岸陸地，向外推展延伸至臺灣海峽中的澎湖海域，進而使澎湖從傳說時期步入信史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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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引用｜望安鄉志（上冊）
知識建檔｜2026-08-07
